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症”

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症”

杨景端(心理医生,于哈佛大学演讲,根据演讲现场录音整理,创造论坛有大幅删节)

共产党玩枪杆子也好,玩笔杆子也好,它最会玩的就是——人心

医生嘛,只能谈病,谈别的都是外行。其实说来说去,共产党玩枪杆子也好,玩笔杆子也好,其实它最会玩的就是——人,所有一切的一切,最后就是落实在人心上。我想讲个故事:

  第一个是丁玲的故事,她是早期的有名作家。58年百花齐放时,她也放了一下,结果被打成右派,右派平反后,很奇怪的是别人都觉得她应该对共产党颇有微辞,她不但没有微辞,而且还给共产党反右作辩护,对同样遭受迫害的人,她的言词比中共内部的左派还要左,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她真的病了吗?她真的是病了。刚才有人讲是共产党是谁都怕,怕就对了。你要不怕共产党,你肯定是有病,是这样的。她们得的什么病?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众笑)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其实这个现象,很早以来就有。但是一直到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突然有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对着一家银行一阵狂扫乱射,一边射一边说晚会开始了,就有几个女店员给抓了扔到地下室黑房子里。六天以后,这几个人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她们认为营救她们的警察要害她们,而绑架她们的人是在保护她们。为什么?
因为在这几天当中,绑架她们的人,除了对她们的生命进行威胁外,而且还让她们相信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她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打死她们,没开枪,她们已经感激不尽了。不但如此,还给她们食物,给饭吃。啊呀,这几个绑匪一下就像变成神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种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使她们认同了绑架她们的人,甚至他们喜欢的,她们就喜欢,他们讨厌的她们就讨厌。结果她们被营救出来时,你听不到她们对绑架者的控诉,相反的是,一位女士说: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坏人,她还和其中一个订了婚。(众笑)还有一个干脆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还建立了一个为绑架她的人辩护的基金会,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鼓掌)

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

  要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需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在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毫不犹豫;第二个条件是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第三个条件是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第四一条,让你感到无路可逃。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当一个人拿着枪站在你的背后

  我如果给你讲,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你可能听得还挺舒服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拿着枪站在你的背后,对你说:“嘿,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你是什么感觉,你就感觉到是生命在到威胁。“人的最大的权利是生存的权利”,让你们时时刻刻感觉到,你的生存就在一念之间(鼓掌)。

“认知分裂症”——为一张报纸他会骂你跟你吵

这是1957年,里奥夫.德塞斯基教授发现的一个现象,这是社会心理学上的一个重大改革。它描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描述了一个现象。当一个人,它有两个非常对立的信息放在面前的时候,你马上很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呢?看到的不一样啊,特别是信息感到很残酷,他不舒服。人嘛,都是想舒服的嘛,他就本能的就要减低他不舒服的程度,他就必须要躲避一个,然后进一步的合理化另外一个。他怎么取舍呢?就看哪一个对他来讲更安全。

一谈政治就害怕——慢性创伤后应急综合症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感觉咱中国人确实很麻木,对自由很麻木,他回避政治问题。你跟我谈啥都行你别跟我谈政治,一谈政治就害怕。这是一种什么症状?猜一猜?这叫慢性创伤后应急综合症(众大笑)。因为这个创伤以后人都是很痛苦的,所以他就不愿意回想它,他就回避任何会使它引起回忆的东西,他就感到很麻木。因为他如果要是去感受,他就很痛苦。我们人谁愿意痛苦?不愿意痛苦。
  面对这种情况有三条出路。第一条像老舍那样找个地方去自杀;第二条,像丁玲一样去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第三条,就是流亡国外。

我们怎么样针对这个问题?这儿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人面对创伤以后他产生到强大的愤怒。但是这个愤怒他是不敢发的,那还了得,所以这个愤怒总得有地方去呀,当然他只能回家去发,对他老婆发火。(众笑)但是这个东西就像一时埋藏在那儿,只要有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他就会把它发出来。比如说这一次要组织一下,搞一下反日活动。这个反日活动是什么?把大学生组织起来搞点什么。好家伙,一看这一下机会来了,那火,怒火全上日本人哪儿去了。很多火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也许是从拆迁房子那儿来的,最后烧到日本人那儿了。结果马上就失控。一看失控了,赶快收,赶快抓,要把他疏开。所以这个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这么多的愤怒压在心理上,只要给他一个理由甚至也能引起大祸。

我们中国人只是太热爱生命了

  第一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即没有疯也没有病,我们中国人只是太热爱生命了,太想活着了。否则我为什么要得这“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综合症”啊?我不就是为了活下来吗!是吧?我们中国人太想活了。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现状。不是中国人傻,中国人麻木,或中国人胆小没有脊梁骨。从我这个医生角度来看,我只是说我们中国人太热爱生命了,太想活着了。这没有错呀,这没有错。

第二个,我们一定要让所有的人中国人都知道,给我发工资是应该的,这本来就是我这儿的钱;给我分房子,那房子本来就是我的,分什么分?

未来的希望

所以呢我就讲这么多。我感到接下来是很光荣的。为什么?第一,民主是世界潮流。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讲这些大家可能都能够看到。第二,越来越多的人拒绝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啊(鼓掌)。所以我觉得未来很有希望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多一点信心。谢谢大家。

来自:科创广场 / 科学技术学
mass_lynnxy
15年1个月前
1楼

不错,支持!!!!

不过他不来中国说,也是因为太热爱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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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ina
15年0个月前
2楼

CCP是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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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
14年10个月前
3楼

斯德哥尔摩症

说出了一个现象

但我认为

并不能以此否定communism

至少不能 不假思索 说“CCP”是祸根

这是头脑懒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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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14年8个月前
4楼

恐怖下的“变态”——浅谈斯德哥尔摩症

原著:林子明

哪怕你杀了我,也看不见痕迹。

  我们迷失了路途,现在怎么办呢?

  ……

  这么多的人啊,他们去向何方?

  他们这样悲哀地把什么歌唱?

  ……

   ——亚·普希金

  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1〕。

  这是发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从那时起,心理学增添了一种新病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西方人质劫持事件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请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与当局交火,而人质却帮助他们填子弹……

  “有一次,一个劫持者带着他的女人质通过一片沼泽地逃跑,警察即将赶上,劫持者嫌人质拖累,就决定放她,但这个女人却一直跟在后面跑。当警察逼近时,她还朝警察掷石头,想减慢他们的速度,掩护劫持者逃跑……

  “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警察进行袭击时,人质竟自动站出来用身体为劫持者挡枪子……

  “有一次,被释放的人质偷偷越过警察跑到劫持者那里,向他们报告警察所在的位置……

  “被绑架的人质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报,甚至假情报,例如虚报劫持者的武器数量及种类。当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碍。……”〔2〕

  人质这是怎么了?恐惧能够产生爱?伤害能够带来依恋?高尔基曾经讴歌:“人,这是个大写的字母!”“大写字母”从什么时候起写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3〕

  东西方的国情有异,斯德哥尔摩症“传染”到东方后,产生了一些“变种”。东方人质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后,对劫持者产生了更强的“心理上的依赖感”(大多数“以命相托”),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十分悲惨。

  1999年,中国福建省三明市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一公司老总家全家遇害。案破后,警方对这家人的被害唏嘘不已。案情经过是这样的:抢匪闯进家门,宣称只要服从,将不会伤害他们。但在捆绑家属时,儿子与他们打了起来。女儿直叫别打了:“他们又不会伤害我们。”“他们只是要点钱财。”于是儿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将他与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当逼迫他们交出贵重钱物时,经理夫妇到家了,此刻时间约为晚上十点。父亲一看家人被缚,冲上去以一敌三与抢匪搏斗,因其身壮力大,加之是在拼命,抢匪一时还奈何不了他。这时儿子、女儿不断在旁哀求父亲:“爸爸,别打了,他们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命的,你这样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亲听女儿这么说,遂停止了反抗,抢匪也将他捆绑起来。这时母亲进了房,吓得大叫起来,父子三人又劝她:“这几位兄弟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的,别怕!”于是母亲也停止了叫喊。抢匪把她也捆好并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紧,在这之前,匪徒们因紧张都忘记了这点。接下去是逼问、拷打,匪徒得到存折密码及贵重物品后便将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杀害。

  一个警官说,这一家人至少有两次活命机会都没抓住,即如果当父亲与匪徒搏斗时全家人一起呼救——这家人所住的房子临街——获救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他与匪徒搏斗时,挡住匪徒,大声呼叫妻子别上来,歹徒很可能要夺门而逃。

  他们是否希望以自己的诚心感动匪徒?他们是否想证明,心和心可以相通,四海之内皆兄弟?

  “不会伤害我们”的呼声也曾响彻在浙江千岛湖上。1994年,三个歹徒在千岛湖用猎枪、刀、斧劫持了一艘大型游艇,将三十二个游客(包括导游及其他员工)全部杀害。此案的惊奇之处是游客被骗锁进底舱,歹徒打开船底闸门淹船时,舱内哭声震天,游客冲上去拼命砸铁栏门,歹徒扔炸药包,倒下去一批,又冲上一批……这里有个疑问,现在被锁住了才拼命,何不当初自由时拼命?三十多人齐往前冲,歹徒又能击倒几个?案后据罪犯招供,被锁进底舱时确实有部分游客想反抗,但导游和众多“有头脑”的游客把他们说服了:“听他们的”;“他们只是要财物,不会伤害我们的”。原来如此!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以色列年轻妇女达维森是经历这段地狱之旅的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据她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的头(达维森认为此人相当阴险狡猾)发表演说,全机舱里一片掌声。达维森非常讨厌这些掌声,她写道: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杀。年复一年,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看了这类电影,听了那些耸人听闻的证词,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犹太人竟那么平静地走进煤气室?为什么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还像绵羊一样去任人宰割。我需要经历恩德培的一场恶梦之后才能理解。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4〕

  我们不知下面这个案例所记述的,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第几个变种?读着它你的知觉也许会不知不觉陷入迷糊,你不由地会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到今天还想从罪案中获取写作灵感的话,恐怕他已经无法动笔,二十世纪出现的新型罪案,扑朔迷离,根本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2002年,中国山东省广晓县高二女生刘云(非真名)在上完晚自习骑车回家的路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污辱并受到残酷的殴打。之后,刘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诺暂时先在他家安顿一下,第二天他去买套新校服,再让她回家;刘云遂牵车跟他行去。路上经过热闹的村民居住区,遇到几拨骑自行车的人,刘都没有呼救。最荒唐的是,在一个岔道口,王去还自行车,叫刘蹲在一家门洞口等他;还完车,酒气未脱的王江西自顾自走回家,竟把刘云忘了,待到记起赶过来时,大半个时辰又过去了;刘云还蹲在那边等候,双方像是约好了一般。到罪犯家后,刘云哭了,说头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丧尽,安慰她说:“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买衣服。”刘云应了一声,便昏昏沉沉睡去。

  生活比小说更迷幻。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对醒来的刘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买衣服。”但走到门口,刘云一句冷冰冰的话将他打回来:“我认识你,我要去告你。”闻听此言,这个恶魔露出狰狞的面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个人也不知道!”刘云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捅我,我要吃药死,我死后请你把我埋得深点。”刘云的话使王江西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毛骨悚然;随后两人就该不该死发生了一番争议,争议的结果是王江西答应去为刘云买安眠药。一路上王思想斗争很厉害,人性似乎有些复苏,几次想给刘云父母打电话(之前他从刘处获知了电话号码),然后远走高飞。但兽性最终战胜了人性,在一个公用电话前他犹豫了许久,手伸出又收了回来,他最终到了一个私人诊所,买了四十片安眠药。

  当王江西在路上消磨时间时,刘云没有离开他的租房半步。事后报道此案的记者大惑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已经看到死亡狞笑的刘云如此无动于衷,即便是面临绝好的出逃良机,她竟然视若无睹?难道失身所带来的伤害真的就比生命还重要?事后,刘云的麻木非但令主审此案的法官分析不透,就连王江西对此也是不明就里。”

  往下的情节宛如“爱丽丝漫游恶梦”——刘云索药,王江西不忍就给,拖时间。刘提出要看墓地,王陪她去。刘说:“我喜欢有草的地方,你一定要把我埋深一点。”王找了一处有草的地方,刘亲手把一大片草拔干净,之后,站在一旁看王江西一铲一铲开始挖,直至黄昏,墓穴挖成……第二天一早,刘云突然大哭,说要去告王江西。王安抚她,刘提出了服药,王将三十八片安眠药分几次给了她(有两片先被他吃掉了),刘服后问:“还有没有别的药?”王从床底下找出半瓶农药,她一饮而尽……“此时的刘云因药力发作,面色呈现出极为痛苦的表情,意识到所剩时间不多了,刘云再次哭诉,她说自己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自己对不起那个人,还说想见父母一面,自己就这样走了不是个好女儿。刘云的痛苦和悲切让王江西不忍直视,这个罪恶的歹徒终于流下了忏悔的泪。陪刘云哭了一段时间后,王江西发现刘云的身体因疼痛而剧烈地痉挛起来,在刘云断断续续的哭求下,王江西将刘云抱至事先挖好的深坑里。当刘云在坑里躺下的一刻,她恳求王江西能否将自己的父母叫来见最后一面……”〔5〕

  二十世纪哪有这样的案件?可怜天下父母心!

  与王江西案如出一辙的还有河北省的张伊亮案〔6〕。张伊亮是系列杀人狂,在其作恶的过程竟也有善念一闪,而被他劫持杀害的女子多数也像刘云一样,痴痴呆呆。心理学家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是否当“人类的精神战栗时”,受害者的心魂,说迷失就迷失了,连带着罪犯的心魂也迷失了?斯德哥尔摩症状还有多少谜团等待着被揭示?

  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苏共历史的学者一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多受过地下工作锻炼(其中不乏与列宁并肩战斗过)的老布尔什维克,在沙俄的刑讯室中屡次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为何一到斯大林的审判庭,个个卑躬屈膝,胡乱招供,争相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最后痛哭流涕要求判自己死刑?甚至在刑场上他们也还在高呼:“斯大林万岁!”

  这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哪种变型?心智迷失如此,怎不令后人“为亲人洒下了祭觞!”

  老革命冤死及其“心智迷失”并非苏联一家独有,捷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越南)都曾上演过这一幕悲剧。

  1949年,匈牙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拉伊克(匈共政治局常委、匈牙利人民阵线主席)在匈共的清洗浪潮中被捕,同其他四名匈共高级干部一起被判处死刑。中国学者赵启强在其报告文学《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中写道:

  在那个恐怖年代,许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残废,精神被彻底摧垮。

  拉伊克——这位多次蹲过敌人监狱的老共产党员,这位多次领教过警察特务各种审讯、拷打而从未屈服过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残下,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站在扩音器面前,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别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国特务,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他要谋杀共产党的领袖……

  在1938年的苏联,我们也见到过相同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指控。到底是什么手段能使共产党的保安人员达到比法西斯暴徒都难以达到的目的——迫使如此优秀的人物就范?

  这是一个谜。

  1987年7月3日,《巴尔的摩太阳报》就苏联历史档案解禁一事报道说:“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由于斯大林的罪行,使一千七百万人被送往劳改营并死在那里,五百万个家庭被放逐。一位四十多岁的莫斯科妇女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她的眼睛在读揭露文章时哭红了。”〔7〕1987年12月20日,苏联《星火》周刊登出人口学家马克·托尔茨的文章:“在1929年至1937年之间,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总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人死亡。……在一些村庄,受饥荒之害的农民一家一家全部死去。”为掩盖农民大量死亡的真相,“……苏联统计学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伪造了1937年人口普查数字。参加人口普查而了解内情的统计学家被送往劳改营,普查的主持人于1939年被害死”〔8〕。

  列宁逝世前曾力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中风、瘫痪、失语症却阻止了他的“最后的斗争”,而今历史留下的资料却是,斯大林1953年去世时,成千上万的家庭“老人也哭,小孩也哭”——这些家庭不少都曾失去过亲人。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时代的牺牲者都看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因为这个数量太庞大了,他们已经受尽冤屈而死,谁能忍心再说他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他们中哪怕是人格有缺陷的(如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也极其可怜。季诺维耶夫曾违背列宁的遗愿,阻止列宁遗嘱在党代会上宣读,从而保住了斯大林。十多年后,他被处死刑,临刑前,他反复地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当斯大林的卫队长在酒宴上绘声绘色地表演这一场面时,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后合……〔9〕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一幕!

  可是我们确实在苏联的数不清的冤案中,找到了一名斯德哥尔摩症患者〔10〕,此人是二十世纪“传奇式的人物”(索尔仁尼琴语)。他的心智已经完全迷失。岂止迷失,简直丧心病狂。他两度沦入“地狱”,却在“地狱”中萌发出热情,要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一个“壮丽”的事业——为提高克格勃劳改营的工效而“斗争”!其原创性的“革新”数不胜数,深得领袖赞赏,最后官升克格勃中将。1958年,因长期积劳积瘁,死于莫斯科。盖棺论定,他是二十世纪最特殊的(或许也是最坏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1928年至1930年,斯大林掀起一场又一场运动(乐此不疲),一会儿清查“沙赫特”分子,一会儿大抓“工业党”和“孟什维克中央局”,一会儿又是清查所谓“劳农党”,最后大抓什么梁赞采夫“联合组织”。几年下来,几十万人被逮捕,几千人被枪毙,大量辛勤工作在苏联生产建设一线的专业人员死于非命。这些案件多年后证实纯属捏造的假案,此处不赘述。在这些假案中,有个特殊(因“沙赫特案”被判刑)的犯人,他不是苏联人,他是土耳其人,叫弗连克尔。

  土耳其人跑到苏联去干什么?原来,在布尔什维克闹革命的时期,援助俄国革命的外国人有不少,这些外国人长期与俄国来往,有些就住到了俄国,他们援助革命有些是纯粹出于道义的,如日本人明石;也有是既考虑道义也考虑经济利益的,如美国百万富翁哈默;还有一些是因为喜欢冒险,如土耳其百万富翁弗连克尔。

  弗连克尔具有经商天赋。从商学院毕业后,他先是从事木材贸易,迅速成为百万富翁,被称为“黑海木材大王”;接着搞运输,很快拥有一支近海船队;然后投身出版业,拥有一家自己的报纸,其风格接近通俗文学;还开了一个专栏专门挖苦、嘲笑自己的商业对手。总之那个时候弗连克尔是个精力旺盛、热爱生活、活泼风趣的人物。

  弗连克尔早年援助俄国革命有两件事可圈可点:一是革命前曾贩运武器给布尔什维克战斗队;一是革命后苏联经济困难时,他赶到苏联,运用自己的金融才能,帮助苏联进行黄金交易,阻止了苏联黄金外流,并使大量黄金由境外流入了苏联国库。如果他仅限于在这样的水平援助苏联,“君子之交淡如水”,说不定若干年后,苏联史书会记载:“弗连克尔同志,土耳其人,不远千里,来到俄国,长期无私援助俄国革命,是俄国人民的老朋友……”错就错在有一天弗连克尔心血来潮,头脑一热,把家从土耳其迁到了苏联(索尔仁尼琴说:“某种宿命的力量招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11〕)他不但加入了苏联籍,还把数百万资产交由苏联处理。而他自己作为专家,去管理部门工作。

几年后弗连克尔被捕,被打成与国外勾结的“沙赫特分子”、土耳其间谍,家破人亡!他被押送到靠近北极圈的索洛维兹劳改营长期服苦役。而当地劳改营死亡率极高,政治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很难活过三年……

  弗连克尔却活下来了。他的生存天赋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的阴森森的神情吓退了不少狱卒(营卒),“野狼嚎”(刑事犯)的“工间娱乐”(殴打政治犯)不会找上他。终于有一天……弗连克尔对劳改营运作系统发生了兴趣,开始“解剖麻雀”。

  数月后,他向索洛维兹管理局递了一份报告,对劳改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分析,指出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遭到了低效率使用,若要改进,得采取如下措施等等,看得管理局头头们脸红一阵、白一阵,惊呼:“人才!人才!”

  报告很快地转上去……

  1929年的一天对索洛维兹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莫斯科直接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索尔仁尼琴写道:“斯大林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记录。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12〕

  按照弗连克尔方案推行的劳改营四级登记制度、琐细的伙食热量计算及再分配制度、刑期折减计算新方法等,苏联劳改营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然而犯人的死亡率也大大提高。例如,白海运河是运用弗连克尔方案建成的第一个工程,工期缩短了一半,犯人竟死了成千上万,弗连克尔却得到了一枚斯大林勋章。白海运河建成后,斯大林任命弗连克尔为贝阿(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工程处长。

  弗连克尔获得了自由没有?似乎获得了。他先任劳改营工地主任,后任劳改营工程处长,其身份多么“荣耀”。可是他又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他离开劳改营系统的任何尝试(比如说打报告要求做个平民),都会导致他立刻丧失性命;他成了“留场就业者”,已经成为“人质”。

  弗连克尔不管这些。“学海无涯勤为舟”,劳改营将他迷住了。他在各个劳改营考察,不断探索各种前所未有的管理方法;对比,否定,肯定……

  1937年,他再度被捕,这一次逮捕凶多吉少,他被判十年,其实判十年与判二十年的意义相差不大。

  又是伟大领袖救了他!1939年苏联侵略芬兰,苏芬战争爆发。苏军与芬军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是重量级拳手和幼儿园小孩的搏斗,却不料接连失利。领袖震怒了。追究责任,原来“投到辽远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军队没有供应线”,重武器运不上去。谁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在北极圈冻土层上筑出两条铁路?除非神仙!斯大林想到了弗连克尔。

  服苦役的弗连克尔又一次被召见。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斯大林第一句话就要求:三个月内,在卡累利阿冰天雪地里建成三条铁路——一条与前线平行,两条与前线垂直。没有条件,惟一的是拥有足够充足的人力:一无计划二无仓库三无采掘机械四无汽车运输,一切靠人力。“能做到吗?”领袖问。弗连克尔冷冰冰地回答:“能!放权!”

  弗连克尔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全苏联只有这样一个人敢跟斯大林讨价还价):退出原有的古拉格(苏联劳改营)系统,另成立铁路拉格系统——全苏铁路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任命他为局长;国内一切资源供他调拨使用,只要他需要;铁路劳改系统的一切规章制度由他重新制订。领袖同意了。全苏联的“犯人们”,痛哭吧!不管你是工人、农民、教师、技术员、军人、专家、学者……你们的末日到了!

  卡累利阿铁路线如期完成,接下去还有沿伊朗边境铁路、沿伏尔加河铁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弗连克尔得了一枚又一枚勋章(凭良心说,弗连克尔也对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做了贡献,没有弗连克尔建的铁路复线,远东部队赶到莫斯科的时间就要延迟),他把这些路都建成了“死亡之路”。他的官职越升越高,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中将)。

  没有什么同僚(包括贝利亚)会蠢到去妒忌弗连克尔。他一不恋权,二不贪财,三不近女色;所谓无欲则刚!他只对一个事业感兴趣——提高克格勃劳改营的工效。他智力超群,其“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他喜欢夸口说,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罪名)和刑期”〔13〕。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索尔仁尼琴写道:“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他从来没有结过婚。”“从脸上明显看出他充满了憎恨人类的凶恶意向”……他这不是有病吗?任何现代社会的心理医生都可以指出,这是一名精神病重症患者,属于只有恨没有爱的那类患者。只是不能确定的是,这是一种新型的精神病,还是斯德哥尔摩症的又一变种——为虎作伥的变种?
在当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怜的人群,他们是邪教群众。他们多数过着群居生活(现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许多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出,带领一家加入了“教会”。许多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长期营养不良……

  温馨、亲情、儿女呢喃……早与他们告别。两情相悦、生死相许、柔肠寸断……不啻海外奇谈。理想、前途、梦想……一切与他们无缘。

  他们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我们没有伤害你们,请你们放了我们,请你们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他们也极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为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瘟疫是恐怖主义,错了!错了!邪教在后面等着哩。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来,同样都是精神痴迷状态,然而“进入状态”的途径却不同:斯德哥尔摩症靠“当头棒喝”——一次惊吓就够了,邪教则必须靠日日夜夜的修炼——无休无止地洗脑。除了特殊例子(如弗连克尔等),斯德哥尔摩症来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却能纠缠你终生。斯德哥尔摩症的潜意识是恋世,邪教的潜意识是厌世。谁的害处大,不言自明。

  197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之星报》青年编辑乔希为了解救身陷“创世共同体工程”(CCP,建于美国旧金山)邪教的两名好友〔14〕,“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前他给自己“打了预防针”,首先阅读大量报刊资料及采访社会学家,了解CCP是韩国富商孙明满“联合教会”招募教徒的一个机构,孙明满是“联合教会”教主,仿照《圣经》编了本五百三十六页的《神旨》供信徒“天天读”,自称“基督再世”,在全世界各地拥有三百万信徒。青年人一旦落入这个组织,就等于陷于无边的苦海中。接着乔希采访CCP受害者的父母,进一步了解到“联合教会”也是一个变相的奴隶企业,他们的孩子“实质上成了为其无偿劳动的奴隶”,一天要劳动近二十个小时,没有休息日,不能顺便外出,失去人身自由,然而所得的报酬仅仅是粗糙不堪的一点食物和拥挤简陋的住处……乔希听得满腔怒火。尽管有了这么多思想“垫底”,可是当乔希进入CCP场部后,仍然被CCP的一切迷住了。他不但救不出朋友,自己差点也陷身其中。如果不是第三拨朋友赶来救出乔希,恐怕他早已签约了;即使这样,当他与CCP人员告别时,还是“差点儿没扑在他们怀里大哭起来”。

  乔希看到了什么?——当他走进CCP总部时,正遇上他们在吃晚饭,一个很大的饭厅,“成百人坐在地板上吃炖白菜”。用不着用什么敏锐目光就能看出,CCP基本群众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而CCP不想掩盖这一点,甚至好像在炫耀:“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自愿选择这样的生活?”

  乔希接下去看到——晚饭后,“人们唱了一会儿歌,接着上‘晚课’”。讲课的是一位青年女子(该女子原是心理学教员),大意是,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必须想到全世界。一个人宁可自己饿死也要将食物分给别人吃,这就是CCP的哲学。“我们不能光与自己的父母或亲友共享财富,我们必须与全世界共享。请到我们的布恩威利营地来看看吧!”

  于是乔希去“看看”了。临走前,他充分意识到此行的危险性,便给女友留下了自己签字的声明,请求她在他无法自拔的时候通过法律挽救乔希。

  乔希同几十名志愿者(都是受CCP感召而来的)到了布恩威利训练营地——“新理想天堂农场”。次日凌晨,睡眼惺忪的乔希被人从地板上拉起参加唱“早歌”。一个手拿吉他的男人乐呵呵地对人群喊:“你—们—都—好—吗?”“好——极——了!”人群欢乐地呼喊。唱完早歌后,集训营的“兄弟姐妹”纷纷与新来的志愿者们交朋友,“一男邀一女”、“一女邀一男”把他们都带走了。乔希被一个叫贝西亚的漂亮姑娘拉走了,贝西亚从人群中拖起乔希,亲切地凝视着他:“您多像我的一位朋友呀!”接下来的活动是“交心”。这种交心起先只是互相介绍个人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但谈着谈着,到最后不知怎的变成了个人忏悔,变成了痛哭流涕。新来者无不把自己最见不得人的行为和隐私向“兄弟姐妹”袒露,而“兄弟姐妹”则在一旁亲切地安慰他(或她)。

  早饭后是“早课”,贝西亚给新来者讲课,说在这个不平等的世界,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平等的世界。乔希的心被搅乱了,他觉得贝西亚的话其实也有道理,问题是很少有人去真诚地实行它。

  课后又是谈心,新来者与集训营的“兄弟姐妹”轮换交流。到了晚上,“乔希觉得每一根神经都浸透了集训营所灌输的东西”。他想:“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是应该和他们一起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

  第三天下午,营地的一个教师给新来者上“历史”课。老师说了哥伦布的故事后讲:“哥伦布预言他可以远渡重洋的时候,人们讥笑他是‘疯子’;我们比哥伦布更‘疯’,我们要改变整个世界!”乔希与志愿者们热烈地鼓掌,他们的心被深深地感染了,乔希决定留下不走了。但女友按事先约定及时打来了电话:“家人病危,速归!”此刻,乔希似乎被猛击一掌,决定迅速离开。

  然后,乔希的一群朋友来接他,而集训营的“兄弟姐妹”为他列队送行,两军对垒。“贝西亚热烈而温存地拥抱着他,恳求他留下来。乔希望着她清澈的蔚蓝色的眼睛,望着那一张张充满热情的笑脸,差点儿没扑到贝西亚的怀里大哭起来。”

  邪教就是这样,不能刺激,善待它,它是温和的;刺激它,它迅速地变脸,极其危险。

  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检察官收到大量信件,揭露生活在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的成员受到非人待遇。检察官将信件签发给司法部,司法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例行公文。国务院打电报给美国驻圭亚那的领事馆,查询这些控告是否属实。领事馆回复:经调查,人民圣殿教并无虐待其成员的现象。


  然而控告的信件仍不断寄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瑞安的注意。瑞安是人民圣殿教的同情者,他想不如亲自到圭亚那走一趟,写个详细的调查报告,让造谣中伤者无话可说。

  瑞安带着记者团两次采访了位于圭亚那原始丛林中的人民圣殿教乡村公社。

  第一次阳光明媚,他们遇到了鲜花、笑语,第二次便遇到了死亡。

  11月27日下午,两架双引擎飞机从圭亚那首都起飞,向圣殿教的营地飞去。飞机在一个小村镇的简易机场降落。这儿离营地只有几公里远,瑞安一行分别乘两辆卡车,沿着泥泞的道路向营地驶去。

  汽车还没停稳,教主吉姆·琼斯笑吟吟地迎上来,说是早听村民报告,有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要来。瑞安简单而客气地对琼斯讲,国内收到了一些控告信,尽管他本人不相信这些控告,但作为众议员,他有责任来了解一下同胞的生活状况。

  琼斯的态度很明朗:欢迎采访。向记者们问候之后,他希望记者“参观所有的设施,随意与人民圣殿教的成员交谈”。

  “这里没有任何限制,你们可以像在家里一样,顺便走走转转。我个人有兴趣要外界了解在我们的公社里人们怎样劳动,我们如何根治我们这个腐朽社会的各种恶习以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里的一切情况你们都可以调查核实……”

  通过遍布在营地各处的喇叭,琼斯通知信徒们暂停手头的工作,全部集中到操场上来。

  整个操场成了欢声笑语的海洋。近千名信徒席地而坐,他们当中有老人,有年轻人,有逗着孩子玩的成年夫妇,很多人手中还拿着干农活或盖房子的工具。尽管衣衫褴褛、面容消瘦,然而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望着那一张张兴奋的笑脸,感受那节日一般的欢快气氛,记者们尤其是议员瑞安相信,所谓受尽虐待不过是琼斯对立派蓄意制造的无耻谰言而已。

  散会后,记者们分散开到营地的农场、种植园、养殖场、车间、家庭……随机采访,一般无第三者在场。在几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没有发现一个人回答问题时支支吾吾,或畏缩、害怕。所有的人都赞扬琼斯,说他为了众人的幸福付出了一切。

  前来调查所谓集中营问题的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宁静的村庄,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和平、仁爱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互谅。他们看到的不是什么压迫虐待,而是一大批享有充分公民权利的男女。这些男女选择了孤寂的森林作为他们惟一的城堡,以此来抵御消费、竞争和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拜物社会。

  “夜幕降临了,篝火点燃了,年轻人围着篝火尽情地欢唱。他们歌唱爱情,憧憬着一个美好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战争,没有自相残杀。”〔15〕

  瑞安认为没有必有再逗留了,他们广泛采访了公社成员,亲眼看到了各种建设成果——住房、学校、医疗所、食堂、缝纫车间、机械工场、木工车间、锻工车间……“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禁止成百上千的人自愿生活在丛林里。”他们已经得到了大量的“事实来说话”。不管琼斯和营地成员一再挽留,第二天傍晚,代表团还是登上了卡车,准备离开。此时,数百名教徒弹着吉他唱着歌为他们送行……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但是”酿成了悲剧?就在代表团成员即将登上卡车的瞬间,一个营地姑娘乘乱偷偷塞给记者一张纸条。记者迅速将纸条塞入口袋,因为他从姑娘的眼神中看出她十分害怕。车开后,记者打开了纸条,上面的笔迹是颤抖的:“请帮助我们,我们想离开这个地狱。”下面是四个人的签名。这名记者迅速将纸条给瑞安看了。

  瑞安非常恼火:为什么在两天的采访中不说?

  到小村镇后,代表团在镇上过了一夜。镇上的居民第一次向记者们透露,以往曾有营地逃亡者逃到这里,甚至逃到乔治敦(圭亚那首都),但都被武装人员抓回去,以后这些人就失踪了。这一夜大家谁也睡不着觉。

  第二天上午,卡车载上瑞安他们,重新向“琼斯公社”驶去。

  代表团再次来到营地,琼斯感到很意外,他原先以为代表团已经消除了对公社的不信任感,但现只同意瑞安将名单上的人带走。琼斯通过扩音器又一次将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声调“迟疑”,神情“绝望”、“痛苦”。他的近千名信徒与他保持了默契,会场上呈现不祥的寂静。瑞安念了名单上的四个人的名字,四个人战战兢兢走出来,站在记者的身边。人群中逐渐有压抑的哭泣声。当琼斯问还有没有其他人愿意走时,经过一阵沉默,又有一些怯生生的手举了起来,使得愿意回美国的人数增加到了二十个。会场上压抑的哭声越来越大。突然人群中跳出来一个年轻人,用匕首向瑞安的脖子刺去,记者们拦住了他,并把匕首夺下来。琼斯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一动不动。经过这场惊吓,代表团带上这二十个人,迅速乘卡车离去。

  以下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琼斯派出一队武装人员乘小型卡车追到机场向即将乘机离开的记者们开火,打死五人,打伤十二人。死者中包括瑞安及递纸条的那位营地姑娘。

  接下来,琼斯带领全体人民圣殿教教徒(包括自己及所有亲信)服毒集体自杀。九百二十三名教徒中,只有两名(都是年轻姑娘)反抗,其余全部如痴如醉,服服帖帖受死。

  死之时,一家人抱在一起,一对对恋人抱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在另一个世界又能相逢。

  人民圣殿教原有严酷的戒律,如青年男女间不能有亲昵行为,夫妻相聚必须报琼斯批准,违犯者受严刑拷打并被捆绑示众,死亡却打破了这些戒律。

  曾被当作二十世纪两大精神痴迷症之一的斯德哥尔摩症今天得到了“平反”。据统计(西方),人质劫持案出现斯德哥尔摩症可以大大降低人质的死亡率。今天警方的认识是:虽然斯德哥尔摩症干扰了解救工作,然而为人质安全计,还是应创造条件尽量鼓励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毕竟人世间最宝贵的是生命,文明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应对人民加强进行珍惜生命的教育。

注释:

  〔1〕〔2〕〔3〕以下加引号叙述斯德哥尔摩症状事例的文字选自1985年《现代世界警察》之《人质谈判》(拉斯·普林斯著,原载美国《警察》)。

  〔4〕(英)克里斯多弗·多布森著:《卡洛斯帮——国际恐怖组织内幕》,常雅茹译,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228页。

  〔5〕以下综述内容取材于2003年第7期《八小时之外》,邢军文的《少女和罪犯“商量”死亡》,加引号字句出自原文。

  〔6〕见2003年5月26日《人民公安报》刘书新文。

  〔7〕1987年7月6日《参考消息》:《苏正抹去斯大林留下的消极影响》。

  〔8〕1987年12月3日《参考消息》:《苏学者说:1937年的人口普查数字是伪造的》。

  〔9〕(苏)托洛茨基著:《我的生平》,石翁、施用勤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译者前言”,第7~8页。

  〔10〕有关弗连克尔题材选自《古拉格群岛》、《斯大林前后》。

  〔11〕〔12〕〔13〕(俄)索尔仁尼琴著:《古拉格群岛》,田大畏、陈汉章译,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中册),第68、69、127页。

  〔14〕以下综述内容取材自1985年《法制日报》连载《CCP内幕》(张曦明编译)。

  〔15〕以下综述内容取材自《人民圣殿教内幕》、《桃源梦》。(墨西哥)大卫·巴特尔著:《人民圣殿教内幕》,郑畅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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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乌德劳斯基
5天18时前
5楼
引用1211发表于4楼的内容
恐怖下的“变态”——浅谈斯德哥尔摩症 原著:林子明 哪怕你杀了我,也看不见痕迹。   ...


CCP这个名字挺不错啊 sti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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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坂网络调制解调器
5天17时前 修改于 5天17时前
6楼

野蛮终将被文明所取代,这是世界的规律。

各位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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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5天14时前
7楼

记得以前苏联才是民主灯塔啊,当时美国主打的旗号是自由,到了21世纪,美国咋就变“民主”了呢?感觉以美国为首的体制大多体现的确实是自由,而不是民主。从自由灯塔变成民主灯塔,这么想来才觉得宣传工作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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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哥
5天13时前 修改于 4天17时前
8楼
引用BSP发表于7楼的内容
记得以前苏联才是民主灯塔啊,当时美国主打的旗号是自由,到了21世纪,美国咋就变“民主”了呢?感觉以美...

看了某些做爱国生意的公号吧?苏联的所谓“民主”形象,赫鲁晓夫上台,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就土崩瓦解了。

苏联最血腥的时候,的确与经济起步,底层人民生活改善较快的时候部分重叠。因为他所倡导的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曾是一条被广泛宣扬的道路,的确在底层农工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灯塔。60年代,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的工人组织响应过文革,说起来也声势浩大。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角度来看,苏联之后,中国才是革命人民的灯塔。更早一些的苏区,就是那时候中国的灯塔,这盏灯塔有多亮,看看《新华日报》就知道了。而这份报纸上,对美国的民主大为赞赏。

苏联曾今是灯塔,但不是民主灯塔。他从来没有民主灯塔的形象,或者说,他只是自诩民主。比如他统治下的东德,就叫民主德国。但他所谓的民主连中国都认为是笑话,称他们为新沙皇、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些做爱国生意的人也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不如说朝鲜是灯塔算了。中文网上的民主灯塔口号,于2020年4月诞生于知乎,于2021年初忽然被广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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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5天10时前
9楼
引用虎哥发表于8楼的内容
看了某些做爱国生意的公号吧?苏联的所谓“民主”形象,赫鲁晓夫上台,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就土崩瓦解了...

以前看了些介绍冷战时期的情况的文章里面写的,是说在冷战时期苏联的旗号是民主,美国的旗号是自由。后来也没有深入思考苏联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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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喵喵
5天7时前
10楼

       一切都是为了生存,无论起点在哪里,往哪个方向走,最终还是会有趋同性。楼主06年说这一番话,不知道如果今天来看看会作何感想。美国人、欧洲人为了廉价劳动力,那些北方工业主、欧洲的垄断巨头,为了压低自己的生产成本,在平权解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自己编织的谎言把自己都耍了,到头来,现在还不是落得个快要喧宾夺主的尴尬境地。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人走出自己的道路,才是符合华夏先民的生存哲学的。一味的去追求空中楼阁,人为的为社会发展、政治制度规定一个死的“正方向”,最终只会破坏多元性带来的发展潜力,甚至可能使得文明的发展错过最后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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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黑火药
4天21时前
11楼
引用汉斯喵喵发表于10楼的内容
       一切都是为了生存,无论起点在哪里,往哪个方向走,最终还是会有趋同性。楼主06年说这一番...

简单的说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社会的进步发展自有其规律!人为的改变这种规律和发现趋势,就是拔苗助长,代价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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