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看科学
HMX2006/01/22科学技术学 IP:四川

哲学家看科学

曹天予

提要

本文所展示的是一种对科学的哲学理解,这种理解是我自己的一些成见或偏见与当代科学及其反思性思维的发展相对峙的产物。这些偏见可以粗略地概括为“科学人文主义”,该称号是从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以及这一传统中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中沿袭而来的。根据此传统,我们人类作为合理性的主体能够发现客观真理和普遍准则,并能在此之上建立起思想和行为的体系,从而去征服自然,去合理性地重建社会生活,人类也可以从无知、迷信和偏见,从贫穷和匮乏,从所有非理性传统和专制权威的主宰下解放出来。换句话说,人类历史是通向解放的进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性——其最先进有效的成就是科学知识——是主要的资源和载体。

与科学人文主义有关的观念图式(scheme)已成功地表现了科学及其应用中诸多可理解且有意义的进展,诸如在物理学、生物学和其它自然科学中的进展,还有在逻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以及在社会学、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上的进展。然而,成功从来不是一个整体的事件。在遇到量子力学、元数学,尤其是人类学时,观念上的困难已经显露出来。从而,在元图式(metascheme)与科学所提供的“经验事实”之间所产生的紧张,由于受到了流行的理论话语(discourse)方式的更为强烈的攻击而被进一步激化;并且面临着决裂的危险。这些对立的思潮,英美哲学中的后经验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以及新实用主义;大陆哲学中的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它们决非是什么新东西。它们有着一个悠久的传统,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者的话语传统,科学人文主义就是一个范例。某种意义上,当代西方的文化生活可以通过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话语冲突来表征。在这场冲突中,后者成功地从深度的理智危机(怀疑论、相对主义、道德沦丧和犬儒主义)中汲取了力量,而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危机。因此,毫不奇怪会有许多寻找出路的尝试,本文的分析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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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半个世纪以前,恩斯特?卡西勒声称,科学是人类精神发展中的最后一步,是所达到的最高和最具特色的人类文化,也是我们人类所有活动的顶峰和最高成就。也许有人不赞同卡西勒的新康德主义立场,但仍很难否认,为现代人提供了批判的精神框架和对世界统一看法的科学是现代思想的重要部分。与自15世纪以来的古典形而上学与中世纪的宗教和神学那种不可逆转的衰落不同,科学在现代精神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科学家被看作是当代社会中的文化英雄。这一声望的来源十分显见: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科学和基于科学的技术所成功构造出来的全新的世界里;科学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一——或如许多人所说,它甚至就是唯一的基础,尽管事实上它也不时地把我们引向高效率的野蛮。

为什么科学是成功的?是因为科学揭示了自然的奥秘?抑或是由于其特殊的方法?这个问题是可供持续争论的主题,它涉及到科学的基础。在谈及这一居于科学哲学中心地位的论题之前,有必要作一些初步的考察。

(1)特性。科学是一项公共事业。在那些直接促使近代科学诞生的因素中,我们发现了中世纪后期的技能,包括弗兰西斯.培根和罗伯特.波义耳所规定的实验方法原则,为开普勒、伽利略等人所呵护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数学观念和世界观念。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公共的可论证性。不论是科学的经验维度还是数学–概念维度,都容不得任何私人性。此外,在人们从对宇宙持久的好奇向近代科学的转换过程中,中世纪后期的早期资产阶级的经济需求起了决定性作用。更广泛地说,科学作为一项征服自然(包括人文自然)的人文课题,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行为,其社会维度是不可低估的。因为正是社会为科学提供了问题、动机和奖励、物质和技术资源,尤其是解决问题和解释其结果的观念、隐喻和概念图式。

科学的公共特性有许多细枝末节。它要求科学只能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以及特定的社会给定的观念情境中存在和发展。由于情境在时间中的改变,科学也将随着问题和解释的框架的改变而历史地改变着。它还解释了科学为客观性,或至少是为主体间性所做的努力。这反过来也解释了其独断的倾向:科学作为必须为一种公众所接受的系统组织的经验,首先需要在流变的知觉和思维中有一种稳定性和固定性,然后依据其所确立的结果和逻辑(归纳、外推或假设–演绎)程序——从原始经验到越来越复杂的理论——以及各种在推理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加以标准化和定位。

当科学独断论遭受到诸如浪漫主义批判者率直地攻击时(通常是夸张的),我们不应忘记科学终究是一项批判的事业。首先,近代科学打从其降生开始就服务于人类精神的启蒙,它向迷信、偏见、传统和既成的权威、形而上学原理和宗教教条宣战。如果置于一个更宽泛的文化和历史情境中来理解的话,早期近代科学的批判性动力有其社会根源,这来源于当时上升的资产阶级与衰落的封建阶级之间的冲突。第二,科学精神要求所有的科学结论、方法和途径都要在不断更新的经验背景下受到检验,并接受公共的解释和再解释。这样一种批判性考察涉及对话、质问、谈判和论辩,有助于缓解其独断的趋势,防止陷入冥顽的独断论。第三,实质上,在科学中有一个解释的维度,也是一个语用的维度。它们显示了科学所具有的强大的柔韧性。我稍后将回到这一点上来。

(2)功能。关于内部功能,我们可以列举描述、说明和预言。因而,由于满足了人的好奇心,科学在本质上是人的最人道的欲望之一;并且它还是控制世界(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中各种过程,并进行创造性的操作和转换的有效工具,或简单地说,它是征服世界的有效工具。然而,从外部方面看,作为其社会功能之一,科学总是被转化为支配性权力的有效手段。作为与艺术、宗教和哲学并存的一种意识形式,科学也可以起到意识形态(科学主义)的作用,给社会提供世界观,例如机械观、进化观、以及概率观(probabilistic view)。这些观念本身通常只是对当时社会规范性质的一种推测。然而,这些规范通过科学作为中介而得到加强,并被准合法化(quasi-legitimate)了。再者,在不同的环境下,不论是依据于独断的趋势还是批判精神占上风,科学既不能被限制于,也不能独立于时代的精神生活。

(3)社会和文化影响。从积极方面看,科学对于提高物质财富的生产效率以及社会组织和管理效率方面有巨大帮助,从而为工业文明奠定了基础。在资本主义情境下,这一效率的长期影响是:创造了允许公众参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经验(贸易同盟、民主和大众文化)的更广阔空间。在美学上,与传统艺术,这种表达以男性为尺度的世界的经验相反,科学求助于数学想象、运算和概念分析,以其预想不到的复杂性和协调结构,敞开了一个以宇宙或亚原子尺度为对象的新的经验世界,拓宽了人类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视域,并创造了新型的美和欣赏。此外,常规科学共同体中内部政治伦理的积极方面——有自信的个性化、自愿合作和亲和——提供了一种民主生活的模式,一种现存的杰弗逊共和政体的模式。

在消极方面,科学崇拜或科学主义是工具理性的一个范例。这是个没有道德判断或实践智慧的计算精神,只关注手段的效率,而不对目的作任何批判的评价。其最坏的后果是高效率的野蛮(efficient barbarism)。另一个后果是精英的独裁式统治,他们独占了科学知识,因而掌握了操纵自然和他人的权力。美学上,原先发端于科学的独断趋向的标准化与破碎化渗透到各种生活过程中,使之失去人性,并败坏了我们的品味。

上述考察的中心点是科学的含混的特性:科学既是独断的又是批判的;它既可以是高效率野蛮的工具,又能够服务于人类解放;它有时令人乏味和沮丧,但有时又使人着迷和鼓舞。四十年前,R.S.科恩教授(谨将本文献给他)就曾十分关注科学的含混性。他富有洞察力的考察虽然很遗憾未能为其他学者所全盘接纳,但是从当前的哲学和文化争论来看,它为如今对含混性的重构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在我看来,要想进一步哲学地理解科学,对含混性作恰当表述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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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到16世纪期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发现、尤其哥白尼革命打开了人类的眼界,加速了教会权威的衰落,和以人为中心的宇宙秩序的信仰和道德伦理原则信仰的沦丧,从而使得怀疑、恐惧和忧虑盛行,并致使不可知论和怀疑论被广泛接受。例如,蒙田对科学知识有效性要求的批判,以及他对关于人类理性力量的怀疑广为传播,很有影响。为应对这一挑战,培根诉诸于经验,而伽利略则求助于数学。然而,第一次哲学尝试,即表达并回应为科学知识奠立牢固基础的焦虑,还是由笛卡尔做出的。

笛卡尔将认识主体与外部世界分离开来,并把它看作是知识的基础。对于笛卡尔以及所有从事以主体为中心(subject-centered)的认识论的人来说,困难在于一旦主客体分离,主体如何能够把握客体。认识论随后发展的内在动力学就取决于这一问题。笛卡尔自己的解决方法是将知识看作是外部世界的内部表象。对笛卡尔而言要害之处在于,知识作为内部表象是能够通过对所表象的东西进行抽象来加以分析的。因而,如果我们通过反思性阐明的理性方法来获得知识,那么它就是确凿的;因为鉴于其自我意识,主体的存在是自明的,且他的自我意识也是确凿的,可以保障确凿的合理性方法。根据笛卡尔的观点,我们的知识最终的确定性有赖于我们的反思性意识或理性,知识的有效性要求和理性的力量基于人类理性自身。显而易见,这样的自我奠基是用旧的形而上学(精神)来建立新的科学,因而受到严厉批判。

对阿基米德点的笛卡尔焦虑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哲学探讨: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传统上,基础主义话语与合理性话语几乎总是一致的。然而,尽管合理性仍然是当今热门的争论话题,但很少有哲学家会捍卫基础主义。最近,一些评论家将注意力转向知识的表现性构造(representational construal)上来,据说这可以支撑基础主义,在当代有着广泛的分枝。这种观念是要揭示一种人类代理者(human agency)的新概念,从而能引入有关科学性质的新见解。但是对知识的反思如何达到这样一点,即科学的发展如何既涉及内部动力学,又考虑到外部对它的影响呢?

古典的合理性主义受到先天的形而上学的污染,诸如对预定和谐的假设。古典(感觉资料)经验主义信奉精神的被动性。只有在康德的批判中,科学起源中精神的主动和构造作用才得到正确评价,而不是退回到旧的形而上学。康德受到了他所接触到的最成功的科学——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力学的激励。他将它们的一些特征归之为必然,普遍性和无时间性,先验范畴的这些特征使经验成为可能。黑格尔用辩证法代替了康德的先验论,根据辩证法,知识失去了其无时间性的特征,并在辩证过程中不断生成、被中介和进化。

黑格尔关于精神的绝对知识的思辨,无非就是心灵的自我意识,它尽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很快就被其后继者所抛弃。由于黑格尔体系的衰落,哲学运动向两个方向发展。其中之一试图回到旧的认识论传统,并为实证科学寻找一个牢固的基础。新休谟和非康德学说的不同混合和组合产生了不同学派: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约定论、逻辑原子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这些学派的盛衰很大程度上受到后来数学和科学发展的推动,诸如非欧几何、弗莱格的形式化、相对论、量子理论和哥德尔定理的发现。这一运动所产生的成就之一是逻辑经验主义,它成为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科学哲学的公认观点。

然而,另一方向却远离了实证科学,它主要从心理学、历史、人类学和语言学中获取灵感,并对合理性极为不满。对于存在主义者和其他生命哲学家来说,哲学是对生命的表达。由于我们对生命的经验本质上是非理性(含糊、不确定、并充满了矛盾)的,哲学对于理性知识无能为力。在尼采主义者那里,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拒斥以及将权力关系看作是我们解释“事实”的决定因素,这些削弱了知识、真理或合理性的基础。对皮尔士来说,客观知识,即便只是作为一种制限,即便在共同体内部花足够长时间的协商才能达到,仍然是可界定的。然而对以后的实用主义者或工具主义者,尤其是杜威,知识仅仅根据其功能被界定为是手段。在所有这些运动中(除皮尔士之外)都没有认识论的地位,更不用说基础主义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第一个方向中缺乏的黑格尔中介观念在第二个方向中得到了继承,尽管只是歪曲地继承。作为尼采的后继者,海德格尔告别了胡塞尔的科学主义迷梦。他断然反对科学理解中“存在”的专制。就他而言,知识,包括科学知识,是以历史地形成的,根植于语言体系中的世界观结构(对生活世界的前理解)为中介的。也就是说,论辩性思维以及命题的真理只有在一个给定的语言和预设的框架中才有意义。因而从语言及其历史性所呈示的世界图景出发,海德格尔争辩道,我们无法逃离语言的历史主义和意义不确定性。类似的论断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其他语言哲学家那里也有表述,之后又为德里达和罗蒂所采用。德里达和罗蒂用各自不同的方式,通过不断受干扰的交织性(endlessly-disturbing intertextuality)将这些论辩展开为知识的中介,抵制把知识看成是关于独立世界的表象的观念。为将传统、权威和偏见的观念引入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中介的观点在解释学家,尤其是伽达默尔那儿得到充分运用。伽达默尔的观点看上去至少为进一步阐释留出了足够的余地,而福柯则更为偏颇。福柯也是尼采主义者,对他而言,知识生产的唯一中介是权力关系,它始终伴随着认知活动,如果不是所有人类活动的话。

我们不能忽略考察黑格尔中介观念的根本意义,即历史主义、相对主义、最终是怀疑主义。从历史事实上看,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继主流的新康德主义之后,主导欧洲大陆上第二个方向的很大程度上是盛行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对合理性、启蒙和进步的取代。这首先发生在一战战败国德国,然后在二战后的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受理智引导的欧洲大陆国家,它们的失败归因于高效率的野蛮的兴起:即纳粹运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有趣的是,第一个方向通过其内部发展,近来不断地进化,并以加速的步伐与第二个方向交会。转折点是奎因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评,以及他对整体论和概念的相对性的介绍。这一批评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自我批判和他对语言的反思,以及波普尔对归纳逻辑和由此而来的确证理论的破坏性批判那里得到加强,波普尔的批判有效地扼杀了逻辑经验主义,他的证伪观点为他的关于科学进步的进化观提供了必要的机制。在进化框架中更为重要的一步是库恩提出的科学史的革命观。不同范式中的知识是不可通约的,不过进化的进步可以根据解难题的能力来衡量。库恩观点是以范式的概念为中心展开的,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和科学研究的前提,范式将历史和概念的相对性带入了对科学的理解。比库恩更为激进的是社会建构论者,他们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维度作为决定因素带入对科学的理解中来,从而拒斥了科学合理性的观点。奎因的批评的另一个产物是由普特南、戴维森和罗蒂所发展的新实用主义争论,这与由库恩的著作所引起的争论交织在一起。在后实证主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罗蒂采取了历史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论点,并用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方式加以解释。他从大陆哲学中吸收了解构的、后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观点,将它们都结合起来,并用以反对关于理性、真理和进步的现代主义者话语,因而成为当代文化争论中的中心人物。

在这些后现代哲学家之间存在着许多不一致和争论,尤其在罗蒂和一些较温和的人之间。不过也有共同之处,他们都相信:(1)科学没有固定不变的基础;(2)科学不是对形而上的世界的陈述,这一陈述预设了笛卡尔对认知主体与其环境的分离,因为(3)由于人类作为行为当事者(agent)的这一本性,主体与他或她所生活的世界在本质上是互相渗透的。与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不同,当这套信念似乎得到合理地接受时,它们丝毫不会与其结论产生不相容。这些不同结论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从分析科学和哲学论辩中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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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哲学的史学家中有一种陈词滥调,认为哲学研究的类型对科学动向的改变十分敏感。例如,许多评论者注意到知识论(将知识看作表象,并寻找一个稳固的基础)的兴起至少与力学的出现有关,约定主义的兴起几乎是非欧几何这一发现的直接后果,等等。就我当下的目标而言,我饶有兴趣地看到,自19世纪晚期以来哲学探讨中的基本隐喻发生了重大转换,从机制论模式转换成了生物学模式。这里我所谈及的不止是从线型的因果链(称为直接、被动的镜象或表象)和将整体还原为部分(基础)的隐喻转换为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称为参与和涉及),以及功能和整体性分析的隐喻。所有这些都已经可以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找到,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我所要强调的是一个向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模式的转换。存在着一种向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隐喻的转向:认识的主体总要涉及到认识什么,并从而使其内化的问题,这种作为适应生存的本质部分的内化是主体存在的前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当的;对象被认识也难免受主体行为引起的改变和转化的影响。此外,哲学家们还袭用遗传(认识的概念、社会和历史的前提)和变异,竞争和选择,物种形成和进化等的隐喻。即使对知识粗略的检验(除严格按逻辑经验主义的技术分析之外),也体现了这些隐喻在哲学研究中所具有的丰富底蕴与联想力,这是毫无疑问的。

科学对哲学探讨的影响并未停留在生物进化的阶段。20世纪,随着量子理论的出现,一些新的隐喻进入了哲学探讨。其中最重要的是或然性和突现。当然,或然性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概念,历史上在各种领域都有许多应用。而在机械论模式中,由于对或然性的无知解释,或然性概念最终成为一个派生的范畴,并可以从原则中去除。这一说法也适用于生物学。依照奥帕林(Oparin)的观点,生活是或然的产物;根据遗传生物学,一个新的生命物种是随机变化累积的结果。成功的分子生物学还将从所有这些领域中去除或然性概念。然而在量子理论中,或然性概念获得了隐喻的意义,并成为根本范畴。这里,不仅决定论的规律由统计规律所替代,没有一件个体事件可以必然地预期,而且(并且这涉及到我们对物质世界更深层次的理解)即使是理论所涉及的根本对象也不再是实际的事实。成为什么是一种趋势、倾向或潜能。海森堡唤起了亚里士多德的潜能概念,并从最先进的物理学角度给予认可。量子理论中潜能的实现被看成是我们测量的结果。

如果我们记得量子世界中的物体小到足以敏锐地觉察到由测量工作所带来的干扰,那么对测量问题的神秘感就会有些减少。这里没有观念论或主观任意性的空间。量子主体与测量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物质的,并表现出一些规则(即使仅只是统计上的)。从测量问题中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关于量子世界的知识是我们参与或介入(participation or intervention)(通过测量仪器)量子世界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不存在脱离我们参与的形而上的量子世界。对世界可塑性的观察只有在量子理论中才成为无可避免的,因为在经典理论,包括相对论中,测量所带来的干扰总可以被忽略,并且脱离我们参与的等待测量的刚性的(rigid)物质世界似乎是一个高度近似值。

一些哲学家并未将时间浪费在从测量问题中学到点什么,并把它看作是我们关于物质世界新观念的基础,甚至看成是所有科学的典范。这给了基础主义以致命的一击,并可成为(即便不是必然地)怀疑主义的重要来源。

类似于或然性概念,突现概念也非常古老,且有着各种不同的应用。然而,对于还原论者来说,突现只是一个现象,只具有认识论意义,没有本体论意义。由于突现性质的因果关系,还原论纲领面临许多困难。问题在于这些困难仅仅是实践的困难吗?或者说,它们是该纲领的真正缺陷吗?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只是在直觉的基础上,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然而,在认识论突现之外,最近量子场论的发展已经表明,本体论突现的观点可以在基本粒子领域里(通常认为是还原论的根本基础)得到有力地辩护,或甚至得到论证,其根据是诸如“对称的打破”(symmetry break)、“重正化组合”(renormalization group)、和“低能现象从高能过程的去耦(decoupling)”这样的发现。从这些论断中出现的“准自治领域”概念为物质世界的多元论观点提供了基础。(这里,多元论不是在不同领域之间没有相互联系的意义上说的,而是指一个领域的动力学不能被还原或从另一领域中推导出来。具体细节请参见“概念基础和重正化理论的哲学方向”,曹天予、Sylvan S. Schweber,《Synthese》97:33-108,1993。)这样便消除了支持基础主义的任何尝试。

除这些之外,在当今的大科学中,我们无法获得对事实的直接解释,因为概念的和社会的复杂性都被纠缠于其中了,从而使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看起来象是谈判的结果。因此,我们再也不能无视科学的对话的、解释的、实用的和社会的维度,一种稳固的基础似乎越来越难以确定、难以捉摸了。

4

上一节提到的当代科学所提供的隐喻和原型(prototypes),与一些由当代哲学家的见解相结合,似乎给出下列启示:

(1)科学不是对独立的存在对象的主观表象;确切地说,它是认识主体参与到被认识对象中去的结果,是可塑、可变的对象与同样可塑、可适应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结果。除了如实用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解释学家所提出的介入(实验)之外,我们对对象的理解也同样包括解释(理论)和应用(工业、技术、或社会工程)。

(2)科学中介特征根植于作为行为当事者的认识主体的性质。认识主体既不是白板(tabula rasa),也不是与世无涉的理性存在。确切地说,在生物学上,作为适应的结果,他遗传了一套认知的机能,这使他能够以十分恰当的方式内化并解释外部世界。社会方面,其一致性的基础在共同体中,该共同体是通过一种共享的语言、传统、经济和政治的结构网络、以及一种共享的文化,包括关于世界的共享的知觉和对世界的一些心理倾向来界定的。因而知识总是以这些预先给定的规范为中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规范与个体认知者是分离的。独断的倾向和解释学维度都根植于这一中介机制。

(3)批判的冲动是科学的真正本质。由于对象和主体的可塑性,关于对象的经验和行为所累积的效果将同时受到两者的影响,并迟早会导致新获得的知识与预先给定的结构之间的冲突,如果这些结构是固定不变的话。冲突常常来自于预先给定的结构的改变,以便新获知识可适当地得以积累。值得强调两点:第一,作为认知的前提,预先给定的结构形成了一个非封闭的组织。否则就不会有任何进步以打破封闭系统的外壳。它们不可能会这样,因为这些结构源自主体与对象之间不断进行着的互动,并拥有某种本性作为不断适应的手段。第二,相应地,科学本身也是一个非封闭的开放组织。

(4)科学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这里胡塞尔的意向性分析与我们内在化的生物学隐喻是相容的。再者,任一时刻上绝对的流变性、可塑性(根据主体与对象间的关系来定义)的区别都有其界限。任一时刻上对象可塑性的界限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并为预先给定的状态和主体对这一状态渗透和改变的能力所共享。因而,如果主体达到了对象可塑性的界限,那么它的介入将受阻。对象可塑性的这一本体论意义也就有了相应的认识论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不可避免受到具体的外部世界的约束。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约束可以是非常强的。总的来说,外部世界可塑性的界限说明了科学事业的连续性:即使在最引人注目的科学革命时刻,我们的大部分知识也总是保持不变,尽管从原则上,或从长远观点来看,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与自然抵御人类行为的观念相一致的社会建构论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了挑战。

(5)实证科学不能使哲学自然化,甚至不能使科学理论自然化,因为自然化与来自突现观念的本体论多元论是不相容的。即便承认神经生理学和神经心理学可以给我们许多关于认知主体的认识能力的知识(感觉、记忆、想象、抽象、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和综合能力等等),也承认认知机制的学习不仅受个体发生(ontogenetically)并且也受系统发生(phylogenetically)的引导,但是一种自然化的(naturalized)科学理论仍然是不可能的。科学活动中的精神过程不仅在认识水平上进行,而且还在批判和规范的水平上进行,它不是孤立、分离的个体的行为,而是有着特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共同体成员的行为。这些规范的、批判的、文化和历史的科学维度既不能为实证科学所穷尽,也无法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因此,用实证科学取代科学哲学是不可能的,更不说取代整个哲学了。

自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什么?此外,关于这一点,我尚未涉及到当前紧随着基础主义溃退后兴盛起来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这种局面很象是继教会权威崩溃后在16世纪所出现的情况。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我将在下一节中一起进行讨论。

5

关于科学理论自然化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说明单凭科学本身无法推翻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提出,科学合理性(客观性、真理、进步等等)即使不能全盘否定,也是十分可疑的。科学在反对相对主义时的软弱无力很大程度上出自于其本性。一种科学并非是事实的集合,而是包括了解释和理解在内。鉴于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连续性,因此,科学的解释和理解只有在特定的概念框架,特定的文化传统,以及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中才是可能的。甚至感知和构想事实的方式本身也受到这些框架、传统和情境的重重束缚。这些科学知识的决定因素惊人地不同,并在时空上表现出纷繁的多样性。因此,除非我们假定多样性可以还原为统一性,否则某些形式的相对主义就会是不可避免的结论。麻烦的是还原和统一的假设与其说是科学的,还不如说是形而上学的。再者,这些形而上学假设遭到了19世纪以来的科学发现的摧毁。关于异文化的人类学发现,以及其它社会科学所作的各种比较研究得出了一个明确的反种族中心主义(anti-ethnocentric)结论:社会规范、艺术品味、甚至关于真理的标准都根本不同,并且如果你只执著于西方那一套,将不可能理解异文化。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论从反建构(anti-establishment)的文化氛围(包括科学还原论)中,还是从哲学反思对基础主义的深度怀疑中,社会科学所提倡的非还原多元论的信念都得到了加强。后者以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和不可通约性问题的盛行为标志。在方法论上,哥德尔、波普尔和奎因的著作都已在逻辑经验主义阵营中引发了危机感,并要求一种受历史性定位的非演算系统,以及对方法作更灵活的理解。1960年左右,皮特·温奇(Peter Winch)出版了他的社会科学著作,伽达默尔出版了关于哲学解释学的著作,意义的确证观念和说明的普遍法则(covering-law)的观念均受到了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挑战。他们争辩说,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理解具有不可或缺的解释学维度。这一论点很快为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所采纳,并且还应用到自然科学中。其口号是不可通约性:在不同范式(文化、传统、语言游戏、生活形式、历史时代等)中,没有比各自的范式更高的标准,可以诉诸于范式来证明客观真理和进步的要求是合法的。

我们承认不存在固定的、绝对的、普遍的,可适用于不同范式的标准。也承认不同范式中的陈述是不可翻译的。但是,你可以争辩说,理解不同范式中的陈述仍然是可能的,并且对不同范式中的陈述作出比较和判断也仍然是可能的。伽达默尔根据语言的公开性和为不同范式(或传统)所分隔的视界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有力地论证了理解不同范式的可能性。伽达默尔的理解是以连续对话、交流、提问和测试这样一种特殊途径,来实现哈贝马斯那种更具普遍性的交往的(主体间性的)合理性。

用于比较和判断不同范式(当逻辑运算法则正如库恩所见成为无效时)的根据,对之更难以表述。它涉及批判理性和实践理性。请注意,科学研究是与事实打交道(量子世界中的潜在的东西只有实现出来,才能为量子科学家所掌握),其目的在于理解和控制事实背后的对象,除直接对象外,它不去追问研究与间接东西背后的目的,也不考虑该研究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冲突和潜在的妥贴性。因此,科学合理性无法超越工具合理性的范围。与科学不同,批判理性则通过对当代智慧的预期,在其所有潜能和趋势中检验对象。它对潜能和趋势的关心需要想象力、幻想、洞察力和智慧,这些都不是常规科学研究所要求的。批判理性的这些特性使其能够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对对象作出恰当的判断,实践理性最终所关心的是正确的生活方式。更具体地说,就是认可判断的根据是变化的和历史地形成的,相对主义不能诉诸于目的论来加以拒斥,而应该将所有可能趋势都考虑在列,并就不同方向或趋势作出价值判断来加以拒斥。库恩关于科学革命期间理论选择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判断的观念,正是实践理性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它清楚地展示了其非常规的特征。由于价值严重依赖于情境(文化、传统、偏见),因此,价值判断不免会不连贯且相互矛盾。这需要作进一步的批判检验。从而,在实践理性事业中所面临的无穷尽的对质,要靠人类寻找正确生活方式的欲望来指导。

现在应该明白,哲学是科学的批判成分的延伸,它涉及到科学的目的和方向。哲学对科学的批判检验是有益的,因为第一,科学作为日常生活的延续,总是包括传统、偏见和错觉,它应该被置于在不同时间中获得和积累的新经验和新视野中加以对质。第二,只有批判的检验才能克服科学的独断倾向和实证主义科学观,并有助于达到一种正确理解,根据这种理解,科学远不再是感觉材料加逻辑,而是涉及到了人类对所研究对象的参与和渗透,涉及到了形而上学前提、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和历史情境;根据这种理解,科学知识是共同体内谈判的结果,受到可塑性对象的约束。最后,只有总体上作为自我理解,作为关心实践地控制人类命运的哲学,才能将科学置于恰当的视野中,作为人类课题的一部分。由于自我理解无法通过科学理性单独获得(甚至在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帮助下也不能),而是需要批判理性和解释学对质的辩证过程,因此,一个适当的总体框架不再是科学人文主义,而最好是辩证人文主义。

然而,正如我在第三节中所提到的那样,辩证观本身是同化作用的结果,而这种隐喻正是由科学(生物学和量子力学)的新近发展所提出的。因而,从科学和哲学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已经完成了一个解释学的循环。

来自:科创总论 / 科学技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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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10注册,1年9个月前活动

火炸药考古学家,擅长古法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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