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国同行花那么多时间去开那些毫无意义的会，而不是与他们一起为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而工作，“实在是十分恼火”。苏联专家的一致意见是：“中国人能赶上我们，甚至超过我们，只要他们按照他们中国人特有的方式干下去，而不是成天去开那些愚不可及的会议。”
　　第二大原因是“领导对科学家的不信任”。对国民经济建设“有用”，是修改与放弃已有科研规划的理由，党中央及其下属各单位的党组织都认为，“许多科研课题不切实际，没有任何用处”。克罗契科苦口婆心劝说，“为了使化工技术在任何领域都能获得进展，必须投入大量精力与时间用于纯科学的探索，用于基础研究。没有这些，中国科学永远也站立不起来，并且只能模仿他人或是拾取他人牙慧、余唾。”（第90-91页）
　　克罗契科书中并非全是这些令人沮丧的问题，也温情地描述了他碰到的一些中国科学家。柳大纲（1955年学部委员）性情温和、充满智慧，“看起来十分友好，满脸笑容。但我觉得他的眼神中似乎有一丝忧郁”（第7页）。黄子卿（1955年学部委员）身材高大、粗壮，“圆圆的大脑袋上闪烁着一双充满睿智的眼睛”，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和德文，接连不断地抽烟，“充满创造的激情，并有着数不清的科技研究计划”（第11页）。吴有训（1948年中研院院士）“清瘦，行动敏捷”，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物理学家”；他不再搞研究，专门从事科学规划，总是“为他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错误，进行自我批判”（第24页）。周仁（1948年中研院院士）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科学家”，“他的个人魅力是非凡的。具有极强的立竿见影的感染力”（第74页）。吴学周（1948年中研院院士）“举止优雅、和蔼可亲”，专门研究溶液光谱，不但从美国带回了从事科研的经验，还买回不少仪器。可是，“这些仪器全都保存在研究所的库房里，无人问津……上面积满了尘土”。而他自己遵照党的指示，变成了行政官员，“一刻不停地重复那句时髦的口号：政治统帅科学”（第83页）。
　　因中苏关系破裂，克罗契科被迫提前回国。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起草了一份有关中国科学以及如何发展中国科学的全面报告，把它作为礼物奉献给中国。在报告中，他提出并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民天生就有能力从事科学工作，而且党和政府多次声称全力支持科学事业，而中国科学事业却依然处在如此悲惨的境地呢？”答案就是上文所提及的那些思考。他也反思来华的苏联科学家，认为他们大多不具备作为专家的资格，而且建议中国应邀请其他国家的科学家。
　　回国之前，他把礼物送给了杜润生，“文中很可能有许多地方让人不待见，但是我要真心诚意地说，这些东西全部来自我终生接受的科学训练，来自终生从事的组织科研工作的经验；而且写出这一报告的唯一动机来自我对中国人民的崇敬与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