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邢台地震标志着中国大陆地震活动一个“高潮幕”的开始。此前的一二十年间，除了人烟稀少的西藏察隅在1950年8月15日发生过一次8.5级地震和西藏当雄在1951年11月18日发生8级地震外，中国大陆特别是东部，总的来说是平静的。建国初期，总共只有三位地震科学家：北京鹫峰测震台创办人李善邦先生、当代中国地震学权威傅承义先生和中国地球物理事业开拓者顾功叙先生。那时没有地震预报工作——在平静的日子里，人们会把警铃的职责忽略。50年代中期，苏联援建205项工程，在选址时需要考察历史上发生地震的情况，与长期地震预报有关的烈度鉴定工作于是才开始上马，因而人们的眼睛还只是盯着历史。直到邢台地震发生，人们才被地震的现实危险惊醒了。

    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6.8级强烈地震后，在周总理指示下，一大批从事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和大学生赶赴灾区。周恩来说，“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经验”，“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够解决地震预报问题”。他交给他们的任务是:“要为包围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铁路干线作出贡献”。地震预报工作就在邢台匆匆上马。科学工作者们到各个小村子里，广泛搜集地震前兆，从动物异常、有感小震到井水变化。。。像寻找仙草神药似的寻找“预报方法”。3月22日，邢台再次发生7.2级强烈地震，4天之后，3月26日，奇迹出现了。在灾区的科学工作者感到有一连串的小震，小车司机报告说在路上压死了乱窜的老鼠。。。。当小震平静时，人们根据刚刚总结出的“方法”......“小震密集－平静－大震”的规律，感到有可能发生强余震。晚上8点多钟，收音机又受到奇怪的干扰。科学工作者们下决心发布“预报”。可当他们连通过什么渠道发布都不知道，是要写报告呢？还是排电报？他们还在讨论不清的时候，住在同个帐篷中的一个通信兵抓起电话就向上级报告“有震”，话刚说完，23：19分，6级余震发生了！

    不管怎么说，这时中国地震工作者第一次成功的内部试报。复杂的科学问题在一瞬间变得那样简单，人们的自信心成百倍的增长。“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的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他们兴奋的背诵着毛主席的这条语录，仿佛自己就要踏上自由王国的金色阶梯。

    真正的辉煌还是九年后的海城。

    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地震预报研究工作进展的申诉。1975年2月4日，地震工作者发布的预报，使得辽宁南部的一百多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仅仅在两个半小时后，海城被7.3级地震击中。在六个市，十个县的震区范围之内，城镇房屋毁坏508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86.7万间，却仅有1328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点六。

    国外认为，成功的预报7级以上的大地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首次。震后，美国、新西兰、日本、罗马尼亚、西德等十多个国家的地震科学专家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曾来到海城考察。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的预报称之为“科学的奇迹”。

    早在海城地震前，国家地震局根据小震活动、地壳形变、地磁、海平面等四项异常，并考虑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以及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气象异常等重要情况，就已将渤海北部列为地震危险区。辽宁省似乎是从从容容的建立群测防队伍，派人到邢台“学习取景”，早准备决战一番。
    
    1974年12月22日，辽阳与本溪交接的寝窝水库发生4.8级地震，辽宁省地震工作者竟能认定这是“大震信号”。省委责令渤海北部要立足有震、大震、早震、夜震，还要求广泛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

    邢台的“方法”似乎可以原封不动的套用到海城。那么多人熟知并能运用从邢台传来的口诀：“小震闹，大震到，小震一多一少要报告”。海城地震前三天，当有感小震频频发生时，大震的紧急报告便纷至沓来！

    这是真正的奇迹！大震发生的当天上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向全省特别是鞍山、营口两市发出做好防震工作的电话通报。下午，海城、营口召开研究对策的防震会议。于是，工厂停产，成千上万的人被动员，甚至是被强令撤出到滴水成冰的屋外。广场上停满了装着药品和食物的救援车辆。医疗队整装待发。连拖拉机也开出了可能会倒塌的车棚。人们裹着大衣，在寒风里坐等着地震的到来。

    中国灾害史上最奇特的一幕揭开了，暮色苍茫的辽南大地上，四处回响着“当当”的钟声，有线广播一遍遍发出严厉的警告，阻止快要冻僵的人返回自己的小屋。

    营口市地震办公室主任曹显清，一个多次到邢台学习“方法”，对地震预报充满自信和热情，被人们称之为“曹地办”的小老头，仿佛在念咒似的，看着手表喃喃自语：“小震平静后，时间越长，震级越高。从中物平静到现在已经有六个多小时了。七点震，就是七级，八点震，就是八级。”

    7：36分，7.3级地震发生了！

    四面八方，一片尖声呼喊。人们不像在惊呼天灾的可怖，不像在庆幸自己的存活，倒像是在欢呼地震工作者的神机妙算。海城，变成了中国地震界的一枚闪闪发光的勋章。但是，当时的地震工作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从海城辉煌的顶点，一下子跌落到唐山黑洞洞的深渊里去。

    唐山地震后，有人认为海城的辉煌是报纸上吹出来的。7.3级地震的预报，完全是碰运气碰上的，然而，如果人们冷静下来，不去纠缠于报纸宣传那些高八度的赞扬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而把眼光投向无可增删的历史事实，他们便能作出判断，从海城地震全盘重演了“邢台方式”这一点上说，“运气”似乎存在，可是人们能把监视范围缩小到辽南那一小片地区，这根本就不是哪个神仙暗示的结果。短期和临震预报成功，离不开中期预报的正确。而恰恰是这一点上，中国地震预报科学工作者在数年间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

    辉煌决不是偶然的。

    应当留下这段历史，包括某些极重要的文献。辉煌是真实的，正如日后的灰暗也是真实的一样。这是科学走过的路。它会告诉人们：对于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的追踪，是同一部大书的紧密相连的上下篇；区别只是在于前者的结局是喜剧，而后者的结局是悲剧。是同一批活生生的人，先后承受了巨大的欢欣和深重的折磨。

    在各种文献上，“渤海”危险区总是和“唐山”危险区相提并论。

    1967年3月27日，河北河间发生6.3级地震，所造成的损失并不算大。但是北京和天津明显有感。这是非同小可的警告！周总理指示：“要密切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并责成有关部门部署北京、天津、唐山、渤海（“京津唐渤”）地区的地震工作，把该区列为重点监视区之一。李四光教授也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位伟大的地质力学家的敏锐的眼睛，早就注意到整个新华夏构造体系正在活动。他从东西向构造的活动特点出发，强调要对唐山地区的滦县、迁安一代做些观测。

    1969年7月18日，渤海又发生7.4级地震。这样，邢台地震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北部连续发生了三次大于六级的地震，其发震地点有逐步向北东方向迁移之势。真正的有识之士已经警觉到华北大地进入了不同寻常的躁动期。

    中国地震界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工作者，瞪大眼睛在搜索着可能发生的强震。

    有人的搜索方式十分奇特。1972年炎夏酷热，北京市地震队科研人员耿庆国在去平谷马坊地震台的路上口渴难忍，向异味老农买西瓜。闲谈中，只听老农长叹一声道：“俗话说大旱不过阴历五月十三，可今天都是阴历六月十五了，天还未下透雨，唉，今年啊，大旱是旱定喽。”

    老农说：“我活了六十七年，还没有赶上象今年这么旱的，这可是个大旱年吆。”听到几十年不遇的大旱已成定局，耿庆国不禁心中一跳：他顿时联想起河北邢台地震和云南通海地震震中区的老乡都反映过震前大旱的说法，他很担心：1972年已成定局的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大旱区，是否也是将要发生强震的一种前兆表现？是否意味着会发生危及华北北部特别是京津地区安全的强震?出自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紧迫的研究课题：研究1972年大旱与未来几年华北强震活动的关系！

    当他在张秀臣同志协助下搜集到有关气象资料时，他惊呆了：1972年，华北及渤海北部大旱区面积达113.4万平方公里。当时广播里也几乎天天能听到关于“抗旱”的报道，山西大寨人提出的口号恰恰是：“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

    “没见过的大旱”，是否在预示一场没见过的大震呢？耿庆国一头扎入“旱震关系”的研究之中，他翻阅大量资料，绘制图表，常常彻夜不眠。。。。他的研究得到了马宗晋的坚决支持。

    在1972年11月的全国地震中期预报科研工作会议上，耿庆国做了旱震关系的报告，提出了他的发现：六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旱区面积大，则震级大。在旱后第三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加半级。他强调指出：华北及渤海北部1972年出现了几十年不遇的严重干旱，这是一个发生两组七级大地震，甚至可能发生一组八级强震的旱区面积，华北及渤海地区1972年大旱，与1965年和1968年那两次大旱庆情形相似。而1965年大旱之后，发生了邢台7.2级地震；1968年大旱之后，发生了渤海7.4级地震。

    1974年上半年，另一些地震工作者也通过小震活动、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水氡观测、地磁和海平面变化等方法，发现华北及渤海地区的若干一场情况。

    地震的危险正在逼近！

    1974年5月31日，耿庆国在西颐宾馆北馆五单元北京市地震队所在地再次重申中期预报意见：

    1972年大旱后的一至三年或稍长时间内、在华北及渤海地区，特别是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四省旱区范围内，可能会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

    若在1975年以后发生地震，则震级可达7.5级至8级左右。

他提出：

    1972年华北及渤海大旱区的特旱带为：辽南的锦州——岫（xiu）岩一带、河北唐山地区以及河北山西交界的石家庄——邢台——太原——忻（xin）县一带。
    
    对上述特旱带及其附近地区（1974至1976年）发生七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必须认真重视。

耿庆国呼吁：
        
    请有关方面切实加强京津唐张地区和华北及渤海北部地区的防震抗震和群测群防、专群结合的测报工作，特别要时刻警惕可能发生的波及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和沈阳的震级在七级以上，甚至在7.5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几百天之内强震就有到来的可能！

    
    1974年6月4日，北京市科技局有关党委常委听取了耿庆国所做的《关于我国华北及渤海地区1972年特大干旱提出的旱震关系中期预报意见的基础依据和分析结论》。6月7日到9日，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会议给国务院的报告称：

    会上对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地震形势，进行了分析。多数人认为：京津一带，渤海北部，晋、冀、豫交界的邯郸、安阳一带，山西临汾盆地，山东临沂一带和黄海中部等地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5至6级地震，内蒙的包头、五原一带可能发生5级左右的地震。

    其主要根据是：
    
    京津之间近来小震频繁，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和水氡观测等都显出较集中的异常。

    渤海北部有四项较突出的异常：全县的水准测量前几年变化很缓慢，年变化率仅0.11mm，但1973年9月以来，累计变化量却达2.5mm处；大连出现22伽玛的地磁异常；渤海北部6个潮汐观测站，1973年都测出海平面上升十几厘米的变化，为十几年来所未有，小震活动也明显增加。

    晋南临汾盆地近年出现地震波速异常。晋冀豫交界区和黄海中部小震活动都有所增强。鲁南临沂一带1668年发生8.5级地震前，外围地区地震活动频繁，近年这个地区周围又开始出现类似情况。

    还有一些同志根据强震活动规律的历史情况及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并考虑到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认为华北已积累7至8级地震的能量，加之华北北部近年来长期干旱，去年又出现建国以来少有的暖冬、冷春、干湿失调的气候异常，提出华北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危险。但是也有人根据地球转速去年开始变快，和以往在此情况下华北很少发生强震，以及华北强震依次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较长的情况，认为华北近年不会发生大于5.5级的地震。

    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接受江苏溧阳和云南昭通连续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教训，虽然会议对北方一些地区发生强震的分析不尽准确，但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


    会议决定：“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京津唐张协作组由北京、河北、天津的地震部门，地球物理所，地震地质大队，地震测量队组成，暂由国家地震局负责；渤海地区协作组由辽宁、天津、山东的地震部门组成，会议推定由辽宁负责。协作组应及时交流情况，大力协同，密切配合。”

    1974年6月29日，也就是海城地震发生前8个月，国务院下达国发【1974】69号文件，将国家地震局的报告转发给京、津、冀、晋、内蒙、疗、鲁七省（市）。文件称：

    做好地震工作是关系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望你们在搞好批林批孔活动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

    在此文件下达后两年多的时间内，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空前的活跃起来。七省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相继发生了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7.3级地震，1976年4月6日内蒙和林格尔6.3级地震和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7.8级，滦县7.1级地震。众所周知，海城7.3级强震和唐山7.8级强震、滦县7.1级强震，恰恰是发生在渤海地区和京津唐张地区这两个协作组的工作范围内。

    历史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唐山地震临震未能预报，而轻率的否定“海城预报”在科学史上的价值。如同因为海城地震曾经预报，而把地震工作者围绕唐山地震的预报所做的一切努力一笔勾销一样，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谁都能看出，地震工作者早把唐山套在他们的瞄准镜内，应当说唐山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成功的，只是他们在临震预报的决断上最终失败了。。。
    海城地震之后，一大批地震工作者的欢欣鼓舞的情绪似乎消失的很快。他们几乎全部被一个问题困扰着：海城7.3级地震，是否标志着自邢台地震以来华北地震活动的一个“高潮期”的结束呢？

    华北。迷一般的华北！

    在漫长的地质时代中，地球上部已变得破碎不堪。像一件古老的瓷器，表面布满了裂纹，无数碎片构成一个地壳，华北地块就是这其中的一片。它的西界为贺兰山——六盘山构造带，北界为阴山——燕山构造带，南界为秦岭——大别山构造带，东界在海中，这些构造带附近常有从地幔侵入的超基性火成岩系、复杂的变质岩（？）系和规模巨大的褶皱断裂系统。那里既是构造活动带，又是各种地球物理场的异常带。也是地震的活动带，在太平洋板块、亚欧板块、印度洋板块三者相对活动的控制下，华北着一块“碎片”常常处于不平静的状态。

    但是现在呢？

    观点1：华北强震依次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较长，华北大地该平静一阵了。倒是中国西部更值得注意：从1969年到1974年，已连续发生云南通海、四川炉霍、云南昭通三次7级以上大震。应当更警惕西部的危险性。

    观点2：海城地震后，华北地区很多异常现象并未消失。大量的危险性依然存在！

    这就是战略估计上的“东西之争”。一场极其正常的学术争鸣。谁都拥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谁都又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对方，一个旁观者，事先要想为双方轻易的作出裁决是既荒唐又浅薄的。当时谁也不能看穿地壳下的这一切奥秘，即使现在，这些自然科学家有时也多少像一个占卜者，斗转星移，于一片茫茫之中去掐算。。。。

    常常，他们就像总在秒针的哒哒声中过日子。

    然而，时间，构成这段历史的最客观的时间，究竟是怎样度过的呢？

1976年1月28日——距唐山地震半年
    国家地震局像国务院上报《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1976年地震趋势的报告》。
    
    报告称：“我局于1975年12月15日至1976年1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海城地震科技经验交流和1976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议”。

    “。。。。会议认为：京津唐渤张地区今年内仍然存在发生5到6级地震的可能，但是目前尚未出现明显的短期和临震异常。”“从目前地震活动和前兆异常的空间分布来看，唐山与朝阳之间和京津之间两个地区尤应加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