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回顾1987:疯狂的气功 遍地的大师 奇闻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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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森林大火。第二天，名动一时的“气功大师”严新收到了一份紧急邀请：“你对气功灭火很有研究，能否在这方面介绍一些经验并给予支援。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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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人们的思想都比较受禁锢，刚一开放，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所以气功和特异功能很轻易就进来了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森林大火。

第二天，名动一时的“气功大师”严新收到了一份紧急邀请：“你对气功灭火很有研究，能否在这方面介绍一些经验并给予支援。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

于是，严新把自己封闭在火灾现场2000公里外的一个小洋楼上，开始发功，随后抛出一句预测：三天后，火势开始缓解。

几天后，在官兵的奋力扑救下，大兴安岭的大火全部被扑灭。“大师”似乎真的发挥了作用。

媒体报道了这一“壮举”，无数严新的学生为之欢呼。对于特异功能和气功大师的崇拜，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形成了一种猛烈的气流，席卷各个地区、各色人等。

短短几年，气功迷达到6000余万人，气功报刊几十家，各种气功学术著作、气功医疗院、气功表演会，处处开花。

时至今日，形容当时的人们对气功的态度，最准确的词就是：疯狂。

“奇闻”处处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同一年，何祚庥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破格晋升”的研究员之一。

第二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巨大的“奇闻”。

《四川日报》报道，大足县发现了一名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此人名唐雨。文章称，“人类生物学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省有关科研部门对此已采取措施进行科学研究”。这个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

后来不久，北京的姜燕、王强、王斌等，也向媒体称自己具有像唐雨一样的特异功能。一时间，“耳朵认字”的各种报道铺天盖地，不少人都开始挖掘自己潜藏的“特异功能”。

那一年的5月5日和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叶圣陶写的批评文章，他认为耳朵认字荒诞无稽，违背科学常识，在搞四化的今天出了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人的脸。此后，唐雨和姜燕等人的“功能”都消失了一段时间。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一场科学界的论战已经启幕。

当时，上海的《自然杂志》是宣传特异功能的前沿阵地，一些著名科学家曾亲赴《自然杂志》编辑部，公开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而反对特异功能的一方，领头人是于光远。1981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暑期高校哲学教师讲习班上，公开表示“耳朵认字”完全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研究在科学上毫无价值。

这场论战的高峰，从1981年一直持续到1982年，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曾卷入其中。

何祚庥和当时中国科学界比较有分量的科学家都有来往， “当时两边都希望我表态支持，我对特异功能是存疑的，但是碍于面子，也不好太直接。”他回忆说。

这种对峙在当时的中国科学界影响甚深，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立了专门机构来研究人体特异功能，几乎所有的学界名人都参与了这场论战，开始是针对特异功能，后来变成气功。

何祚庥回忆，曾经有一次，于光远做寿，一批科学家都到场祝贺。在宴席上，大家就为特异功能和气功的真伪争执起来，当场就让他表态。深感为难的他说了一句比较折中的话：两方都可以进行科学实验嘛。

其实在当时，支持的一方一直在进行实验，以求验证特异功能的科学性。但是在何祚庥看来：“实验程序非常不严谨，也没有严格的监督。”

不久，中央高层表态了：反对宣传特异功能，再次强调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

通知说，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明之前，报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判。特异功能的浪潮暂时退去。

然而此时，以严新为代表的气功大师，正在做着“出山”的准备。一年后，特异功能换了个包装，以“气功”的身份再次卷土重来。

出名的“大师”不下100个

申振钰从80年代起就参加了无数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

她并不是哪位大师的“学生”，但是“目击气功现场”和“搜集资料”是她的工作之一。

80年代初，申振钰正在科协下属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任《自然辩证法通信》副主编。在于光远的呼吁下，编辑部临时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联络组”，申振钰成为了联络组的负责人。学物理出身的她，一直对特异功能和后来兴起的气功持否定态度。

在申振钰的回忆里，那时候人们对于气功的态度基本是“一边倒”，“一些官员都很支持，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她曾经想到南方的一些省，对一些“特异人”做实验，通过科协来联系，但是“省里的关系根本打不通，一些领导支持这些特异人，根本不把他们交给我们做实验。”

“在北京、广州、西安这样的大城市，气功迷们都占据了公园等公共场地，一个‘气功大师’光临，就像来了明星一样，有时候连当地的官员都会出席。像严新，张香玉这样的‘大师’作气功报告，每场都有上万人听。”申振钰说。

“香功”、“大雁功”、“自发五禽戏”、“内劲一指弹”、“空劲气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气功，门类多得数不清。

各种大师，也都从峨眉山、少林寺、青城山上“下来了”。

在申振钰的印象里，“出名的‘大师’不下100个，不出名的1000个也不止。”

那个年代里曾经为气功痴狂的人们，大部分生于六七十年代。插队返城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的王眉，就是诸多气功爱好者中的一个。1987年前后，正是她最热衷于练气功的一段时间。

“像张宝胜那样的大师，要听他的课必须提前报名，报名费也不便宜。”那时候，王眉经常和同事一起奔赴各个不同的“气功报告”现场。

她记得很清楚，几乎每次在开始的时候，“大师”都会挑几个人上来给他们发功。“台上的人突然就又哭又笑的，有点像跳大神。”当时的王眉也经常在发功现场跟着周围的人一起哭喊，“大家都说信则灵。”

她后来回忆，当时就是受一种氛围的感染。“周围的人都信，至少可以强身健体吧，万一开发出自己什么特异功能来呢？”

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气功在改革开放之初如此令人着迷？

“70年代末特异功能兴起的时候，当时人们的思想领域比较混乱，对新事物的鉴别能力不强，而且‘文革’十年，人们的思想都比较受禁锢，刚一开放，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所以气功和特异功能很轻易就进来了。”申振钰说。

她觉得这个历史背景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气功得到了一些官员的支持，当时的一些学者和官员，曾经把气功抬高到了异乎寻常的地位。”

为什么迷恋

当时的很多情况，申振钰在心里憋了多年。

对于气功，在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气功是最高的科学，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科学界的一些重要人物曾经说，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统一，可能引起医学的革命，而医学的革命可能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他们把气功称为东方的科技革命。”

甚至还有更荒唐的观点，叫“气功治国”。申振钰说，严新给大兴安岭救火就是一个例子。严新还曾表示，他发功可以拦截原子弹。这些说法让一批专家兴奋异常。

不过，像王眉这样的老百姓，在当时并不清楚这些宏大“构想”，他们更多的是把气功当成精神寄托。

“‘文革’颠覆了很多人的信念和理想，很多概念都界定不清楚，所以一些人就希望借助超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振兴国家。”王眉觉得这是气功在民间流行的重要原因。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气功达到鼎盛的1987年前后，像申振钰和何祚庥这样的反对者，是很难公开发表文章来质疑气功的。

一直到1994年，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点明要破除伪科学，气功才在讨伐下渐渐“偃旗息鼓”。

而昔日那些风云人物，今天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网上的一篇帖子说：严新现旅居美国或加拿大，行踪不明；1987年起传授自然中心功的张香玉，1992 年被捕，判刑7年，后行踪不明；张洪堡1995年逃往泰国，1998年又辗转美国，曾因殴打弟子被起诉，2006年7月车祸身亡。

而那些曾为气功痴迷的人们，大多已人到中年，那些为气功狂热的日子，早已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