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董晔（摘自中国学术论坛）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斗争也极为尖锐，针对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两个“凡是”思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便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目。破除权威迷信，坚持实事求是是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但是，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却在于：探索真理而不是检验真理！尤其，对于我们方方面面的各项改革来说，缺乏理论指导的社会实践，根本就是无法想象，我们的改革开放需要与外界广泛地交流、广泛地引进，但是更重要的却是自我创新的创造，而这种创造的实践需要一种理论的指导。因此，如何探索真理，如何从事我们的社会实践，理论又是怎样指导实践的，也是需要我们搞清楚，弄明白的一件重要事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一家国有中型企业里从事技术工作，那时国有企业普遍实行全面质量管理，从物料控制、设备管理、人员管理、重要的生产环节实行全程的跟踪记录，原始的生产记录日积月累很多很多，但是，这些宝贵的原始纪录却并没有成为生产管理对生产进行考察认识的重要依据，管理者尤其是生产一线的管理人员依然习惯遇到问题“拍拍脑门，想想办法，解决解决问题”的思路中，殊不知，这远远背离了全面质量管理的提出是基于质量预防的理念上。预防的含义是基于某种认识基础上的思想预见，从而采取相应的防范行为。于是，有人便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人员文化素质低，全面质量管理实施的效果不佳。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否就得出了“全面质量管理”是错误的结论呢？
“全面质量管理”源自日本，在日本的众多企业中得到很好的贯彻，也产生出很好的效果。是否我们也得出“全面质量管理”是正确的结论呢？显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遇到两难——既无法肯定“全面质量管理”，也无法否定“全面质量管理”。而在我们改革开放中，引进很多很多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科学技术，当然，也遇到很多类似于全面质量管理所遇到的问题，比如：引进同样的一条树脂砂造型生产线，在日本一天的生产量为80箱，而在中国，我们一天的生产量仅为20箱，生产效率仅为他人的1/4，等等。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源自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科学思想中所盛行的实证主义（也存在着很大不同），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由石里克等人组成的维也纳学派提出逻辑实证主义也称意义证实理论——理论的意义就是它的实证方法。一种理论按照其逻辑推断的意义结果与实际观察相互符合，就能证实该理论的真实性。逻辑实证主义可以说把实证主义推向高潮，但是，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如果说理论的真实性是取决于意义的证实结果，那么，证实这个理论的本身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的确如此，所谓证实、检验真理之说并没有多少意义可言，充其量只是再探索真理而已。
二十世纪中叶，由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提出证伪主义便宣告实证主义的终结。波普尔在其理论中指出：巫术，伪科学也能寻找到几个证据来证实其正确性，而科学与伪科学的划分界限就在于科学存在着错误，伪科学没有错误，科学正因为存在着错误，也才不断地自我更新趋近于真理的理想王国。于是提出：只要有一个不利的证据便足够充分对其理论提出怀疑。
企业的生产行为实事上就是人对自然的把握行为，它取决于我们树立怎样的思想观念和获得怎样的一种认识。抛弃掉这些，全面质量管理也只能流于形式化了，ISO9000的质量认证管理也是如此。运用社会协作论的观点来看待，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美国人可以轻而易举攻占伊拉克，是否也能够运用ISO9000的质量认证（ISO9000中也有关于政府部门行为准则的制定）管理来营造一个有效的伊拉克政府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组织的有效性并非取决于组织形式而是取决于自组织——人们处在某种共识基础上达成的一种相互默契的配合。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基于自组织形态上的自我创新。
由于波普尔极端否认真理的现实存在，也遭到一些反对看法。因为必竟在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需要一种正确理论的指导。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出现后，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等人基于历史相对主义的思想提出范式理论和科学研究纲领，对科学革命和科学研究的形态进行研究。
科学不应只是一种单纯的风俗信仰，尤其是今天的科学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如何看待科学，不能只从数学、物理、化学等等具体的学科划分来看，也不应该简单地以科学与伪科学来区别对待。科学是一门关于自然的学说和对自然把握的信仰，它的博大理应是要突破文化的界限，也就是说，科学并非是西方传统文化的专利。它的具体也理应是要体现在社会实践行为中。也因此更需要我们去从哲学最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来加以解释。
由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对理论的研究及其表现形式都有很大不同。通常我们看待理论就是理论指导实践，对理论的研究过多地局限于行为准则的探讨和行为规则的制定。而西方科学理论的研究则是逻辑形式化地描述自然。以对自然的把握而言，从方法论的观点看待，便提出这样两个深刻问题：①基于某种行为准则，依照一定的行为规则或者行为方法(包括科学技术)就能实现对自然的把握吗？②基于对自然的描述认识,又是怎样实现对自然把握？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原子论的思想:物质是由无法分割的原子所组成。原子论的思想几经演化，便形成了在现代科学思想当中极其重要的决定论思想。牛顿、爱因斯坦就是决定论思想的忠实信徒，康德也把决定论思想视为绝对性的真理，拉普拉斯给出了决定论思想一个标准性的表述：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存在着一个确定性的条件，只要给定这样的确定性条件就决不可能会发生另一个事件。决定论思想提供了两种思想路线：①科学理论的研究旨在探寻事件发生的根源，等价可逆性地描述确定性条件下的事件发生。②科学技术在基于对确定性条件的描述认识上，研究如何给定这样的现实的确定条件，以求把握自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决定论思想无疑是起到了很好的协调作用，我个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一般方法论。
一般方法论旨在协调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另一种说法就是“知行合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学术研究中，有“知先行后”，“先行后知”，等许多不同观点的理论研究。明代学者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和主张，但是，他的“知行合一”也仅局限于道德方面的知与行的并进统一，是为了解决社会关系中的和谐问题，以维护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曾对“知行合一”有所研究，孙中山先生以“知行合一”总结和概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社会改革成就，并以“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的口号，动员民众先行动起来，在行中求知。但是这样的“知行合一”也仅局限在人文思想的范畴中，没有形成关于对自然的认识和对自然把握行为的协调。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象，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也有着“四大发明”的杰出创造，但是众多的科技创造也仅仅局限在个体的经验认识之中，没有形成公共的社会化认识和公共的社会化协作力量的创造。恐怕这就是欧洲的科学技术的繁荣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直接原因。同样的理由，在今天，我们提倡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是不能够仅仅局限于个体的经验认识上的，如何形成社会化的协作力量的自主创新，首先也就需要我们树立起怎样的认识自然和把握自然的方法思想。
物理学家玻尔成功地以概率论的思想解释量子跃迁的原理。这就是说，量子跃迁的发生来源于一些偶然性的因素条件，这些因素条件是我们无法确知的，这就与决定论产生矛盾，因为按照决定论的解释偶然性只能是人的一种无知的表现。爱因斯坦与波尔曾就这一问题展开争论，最终以无法找到一个完全孤立而确定的自然事物而以爱因斯坦的失败而告终。的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完全孤立而确定的自然事物。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测不准原理，在微观世界中，观察者的观察行为已经干扰和改变了被观察物的自然系统，这就导致我们无法准确而真实的认识自然事物。虽然决定论思想受到很多质疑，但是作为规则性的方法论思想，决定论却依然主导着现代科学理论的研究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
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念与西方传统的自然观念有很大不同……，我们如何认识自然、把握自然……，总之，对一般方法论的研究是会开启一个光明的前景。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５日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