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民主：从公众理解科学的视角看
科学与民主：从公众理解科学的视角看
刘兵
科学与民主：从公众理解科学的视角看
刘兵
眼看又到“五四”。每逢临近这个日子，人们总是愿意谈起科学与民主的话题。
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往往也有许多的误解。例如，在传统的理解中，科学真的与民主有很强的关联吗？至少，对此是可以有争议的。因为，就科学，以及科学研究的本性来说，科学并不要求民主，而是将对科学问题的判断，诉诸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评判机制。一个发现的正确与否，也无法简单地用少数多数的标准来衡量。反过来说，科学对于民主，似乎也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有时，当科学的成果被不恰当地应用时，甚至可能会危及到民主。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科学研究及对其成果的认定的角度，而是从科学与公众之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领域中，科学与民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不过，对这种关系的认识，也依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首先，是随着国外有关公众理解科学（与我国传统中的科普有相似之处，但又颇有不同）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人们从传统的缺夫模型开始转向。传统的缺失模型认为，生活在复杂的科学技术文明中的人们应该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水平。政府需要高素质的公民参与政治，实业家们需要具备技术素养的劳动力加入到他们的生产大军，科学家们需要更多具有科学素质的公众支持他们的工作……这些现实的问题带来了对PUS的研究。换言之，缺失模型认为，公众需要掌握科学知识、掌握技术。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活中是至高无上的，只有科学技术才是“科学的”、有效的。因而，科学共同体需要单向地向公众传播科学，而公众，则只能被动地接受、认可。其实，从传播学的角度，也有类似的理论，例如，早期在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领域中，流行的是所谓的权威解说模式，此种科学传播模式认为， 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 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媒体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公众。这样的传播模式，与国内长期以来传播的科普概念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随着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的发展，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理解和传播模式，新的传播模式开始被提出。就连公众理解科学的权威人物、缺失模型的提出和倡导者杜兰特本人，也出现了向“民主模型”转变的倾向，类似的提法，还有像“参与模型”等。同样，在科学传播领域中，也因对传统的权威解说模式的深入分析和存在问题的反思，进而提出了像“双向对话模式”、“与境模式”等。要准确在描述这些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的新模式，需要较长的篇幅，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在此只是指出，这些新的理论动向，体现出了人们对科学的深化，对科学与社会、公众之关系的认识的深化，对科学主义的反思在相当程度上的抛弃。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理解中，恰恰在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公众不再是对科学及其应用没有发言权的“外行”，而是在对科学的发展、资助决策上，以对科学以及技术成果在社会的应用上，必须听取其声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除了理论的探讨和认识之外，基于这些理论倾向的变化，实践也在相应地进行着。当涉及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学技术在社会上的应用的问题时，从上年世纪80年代中期源于丹麦的“共识会议”，就是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科学和公众之关系的一种典型尝试的代表，它创造了通过作为外行的普通公众与作为内行的科学技术专家的对话而形成共识的全新的形式。在一种比较标准的定义中，所谓“共识会议”，就是在针对涉及到政治、社会利益关系并存在争议的科学技术问题时，由公众的代表组成团体向专家提出疑问，通过双方的交流和讨论，形成共识，然后召开记者会，把最终意见公开发表的会议形式。如今，在国际上，这种的“共识会议”已经在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有所实践，其内容，涉及到像工业和农业中的基因技术等许多前沿的科学和科学技术应用的问题。
如果就中国的情形来说，虽然目前还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共识会议”机制，但类似形式的实践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例如，像就一些涉及到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公众的重要问题，举行“听证会”。虽然那种“听证会”的举行并非源于像公众理解科学这样的理论基础，目标指向也有所不同，但在涉及到与科学和技术的有关问题时，也确实有着与“共识会议”相似的倾向和功能。当然，我们国家也还仍有必要借鉴和学习像发达国家的“共识会议”那样的重要经验。
就上述所提及的在公众理解科学领域中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来看，无疑，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到了在这一层面上，科学与民主的密切相关性。因而，我们也不必一定要像“五四”时期那样，虽然重视科学与民主，却是将两者分立地重视。如今，我们则可以在认识到两者密切相关性的基础上，去关注两者的互动。其最终目标，当然，是要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载 《民主与科学》，2006年第2期
文章来源： 载 《民主与科学》，2006年第2期
刘兵
科学与民主：从公众理解科学的视角看
刘兵
眼看又到“五四”。每逢临近这个日子，人们总是愿意谈起科学与民主的话题。
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往往也有许多的误解。例如，在传统的理解中，科学真的与民主有很强的关联吗？至少，对此是可以有争议的。因为，就科学，以及科学研究的本性来说，科学并不要求民主，而是将对科学问题的判断，诉诸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评判机制。一个发现的正确与否，也无法简单地用少数多数的标准来衡量。反过来说，科学对于民主，似乎也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有时，当科学的成果被不恰当地应用时，甚至可能会危及到民主。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科学研究及对其成果的认定的角度，而是从科学与公众之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领域中，科学与民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不过，对这种关系的认识，也依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首先，是随着国外有关公众理解科学（与我国传统中的科普有相似之处，但又颇有不同）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人们从传统的缺夫模型开始转向。传统的缺失模型认为，生活在复杂的科学技术文明中的人们应该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水平。政府需要高素质的公民参与政治，实业家们需要具备技术素养的劳动力加入到他们的生产大军，科学家们需要更多具有科学素质的公众支持他们的工作……这些现实的问题带来了对PUS的研究。换言之，缺失模型认为，公众需要掌握科学知识、掌握技术。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活中是至高无上的，只有科学技术才是“科学的”、有效的。因而，科学共同体需要单向地向公众传播科学，而公众，则只能被动地接受、认可。其实，从传播学的角度，也有类似的理论，例如，早期在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领域中，流行的是所谓的权威解说模式，此种科学传播模式认为， 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 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媒体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公众。这样的传播模式，与国内长期以来传播的科普概念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随着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的发展，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理解和传播模式，新的传播模式开始被提出。就连公众理解科学的权威人物、缺失模型的提出和倡导者杜兰特本人，也出现了向“民主模型”转变的倾向，类似的提法，还有像“参与模型”等。同样，在科学传播领域中，也因对传统的权威解说模式的深入分析和存在问题的反思，进而提出了像“双向对话模式”、“与境模式”等。要准确在描述这些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的新模式，需要较长的篇幅，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在此只是指出，这些新的理论动向，体现出了人们对科学的深化，对科学与社会、公众之关系的认识的深化，对科学主义的反思在相当程度上的抛弃。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理解中，恰恰在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公众不再是对科学及其应用没有发言权的“外行”，而是在对科学的发展、资助决策上，以对科学以及技术成果在社会的应用上，必须听取其声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除了理论的探讨和认识之外，基于这些理论倾向的变化，实践也在相应地进行着。当涉及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学技术在社会上的应用的问题时，从上年世纪80年代中期源于丹麦的“共识会议”，就是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科学和公众之关系的一种典型尝试的代表，它创造了通过作为外行的普通公众与作为内行的科学技术专家的对话而形成共识的全新的形式。在一种比较标准的定义中，所谓“共识会议”，就是在针对涉及到政治、社会利益关系并存在争议的科学技术问题时，由公众的代表组成团体向专家提出疑问，通过双方的交流和讨论，形成共识，然后召开记者会，把最终意见公开发表的会议形式。如今，在国际上，这种的“共识会议”已经在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有所实践，其内容，涉及到像工业和农业中的基因技术等许多前沿的科学和科学技术应用的问题。
如果就中国的情形来说，虽然目前还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共识会议”机制，但类似形式的实践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例如，像就一些涉及到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公众的重要问题，举行“听证会”。虽然那种“听证会”的举行并非源于像公众理解科学这样的理论基础，目标指向也有所不同，但在涉及到与科学和技术的有关问题时，也确实有着与“共识会议”相似的倾向和功能。当然，我们国家也还仍有必要借鉴和学习像发达国家的“共识会议”那样的重要经验。
就上述所提及的在公众理解科学领域中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来看，无疑，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到了在这一层面上，科学与民主的密切相关性。因而，我们也不必一定要像“五四”时期那样，虽然重视科学与民主，却是将两者分立地重视。如今，我们则可以在认识到两者密切相关性的基础上，去关注两者的互动。其最终目标，当然，是要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载 《民主与科学》，2006年第2期
文章来源： 载 《民主与科学》，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