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唯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之争
20世纪80年代的唯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之争
范岱年
20世纪80年代的唯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之争
(2005-11-18 13:41:40)
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学术界开始有了生机，又一次出现了唯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争论。海外有位华裔学者华世平，写了一部题为《唯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毛以后的中国的两种文化》，[1]论述了这一时期的争论。他举出了唯科学主义的三个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者胡乔木，技术决定论者苏绍智，经验的唯科学主义者金观涛。他也举出了人道主义的三个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王若水，儒家人道主义者李泽厚，批判人道主义者甘阳。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胡乔木与王若水的争论。胡乔木坚持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学说都是科学；认为强调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马克思是早期、还不成熟的马克思；作为世界观的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2]王若水则认为，人是哲学的出发点，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都坚持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异化，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3]在争论过程中，胡乔木并没有把王若水说服，对王的答辩也没能作进一步的反驳。
苏绍智自称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历史的发展有客观规律，它决定于生产力，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第66页）作为科学，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不完备、可超越、可证伪的特征。（[1]，第69页）苏说马克思主义可以证伪，本意是要给马克思主义带上科学的桂冠，结果却被某些人以为是在攻击马克思主义，险些受到处分，幸好有朋友替他解释，才免了此劫。不过，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主义中的哲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是无法证伪的。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表示，他们并不赞成简单的经济决定论。（[1]，第67页）
金观涛倒真是想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哲学与人文学科的唯科学主义者。他想用量子力学证伪唯物论，想用控制论、系统论取代辩证法，[4]用它们来研究、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科学史。[5]但他的哲学、科学哲学、历史的基础不够深厚，他的理论还有许多可商榷之处。（[1]，第83～87页；[6]）
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华世平遗漏了两个唯科学主义者。一个是查汝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自然辩证法的）唯科学主义者。他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7]，第15页）他还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的范畴体系和三条宇宙总规律，并据此否定认为宇宙是有限无界的现代宇宙学，[8]发表了《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四大成就与辩证自然观》一文。[9]他的这些文章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从1986年到1988年展开了热烈的争论。[10]
华世平把李泽厚作为儒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实并不恰当。（[1]，第109～124页）因为他主张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不赞同把马克思主义解说为人道主义，（[11]，第199～204页）提出以“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为体，中学为用”。（[11]，第311～341页）我认为中国文化书院的汤一介更适合于做这方面的代表人物。[12]
批判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甘阳是所有代表人物中最年轻的，但他对西方哲学（从康德到现象学、诠释学、存在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却是了解最多的。他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的编委，编辑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以及《当代中国文化意识》一书。他着重学术的批判和建设，但不直接参与现实政治。他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对新儒家，也批判唯科学主义和西方的现代化。（[1]，第125～133页）甘阳赞同哈贝马斯的观点，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与政治压迫相联系的。“对自然的支配总是与对人的支配相联系的。”在科学技术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代，个人的生活就日益支离破碎了，科学和技术只能帮助我们评价我们的一些目的的一致性，但不能帮助我们决定哪些目的是真正有价值的，或有道德义务的。（[1]，第135页）
在这些代表人物之间，除了胡乔木和王若水有正面的交锋外，一般都是各有自己的阵地、团体、读者，互不交锋。李泽厚还支持金观涛用控制论解释中国历史的尝试。这表明文革后的中国，学术思想已比较多元化了。
参考文献：
[1] Shiping Hua, Scientism and Humanism: Two Cultures in Post-Mao China （1978-1989），State of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lbany, 1995.
[2]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
[3]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
[4]金观涛，《我的哲学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5]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后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6]傅大为，《评金观涛、刘青锋〈问题与方法集〉及刘青锋〈让科技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卷第2、3期（1988）。
[7]查汝强，《科学与哲学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8]查汝强，《自然辩证法范畴体系设想》，《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9]查汝强，《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四大成就与辩证自然观》，《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10]参见1986至1988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社会科学》和《光明日报》刘兵、王作跃、熊伟、陈恒六、仲维光、许良英、董光璧、金吾伦、韩增禄等人的文章。
[11]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参见《汤一介访谈：中国文化能为“文明的共存”作出贡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2月30日第6页。
(范岱年)
文章来源：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范岱年
20世纪80年代的唯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之争
(2005-11-18 13:41:40)
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学术界开始有了生机，又一次出现了唯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争论。海外有位华裔学者华世平，写了一部题为《唯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毛以后的中国的两种文化》，[1]论述了这一时期的争论。他举出了唯科学主义的三个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者胡乔木，技术决定论者苏绍智，经验的唯科学主义者金观涛。他也举出了人道主义的三个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王若水，儒家人道主义者李泽厚，批判人道主义者甘阳。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胡乔木与王若水的争论。胡乔木坚持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学说都是科学；认为强调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马克思是早期、还不成熟的马克思；作为世界观的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2]王若水则认为，人是哲学的出发点，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都坚持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异化，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3]在争论过程中，胡乔木并没有把王若水说服，对王的答辩也没能作进一步的反驳。
苏绍智自称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历史的发展有客观规律，它决定于生产力，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第66页）作为科学，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不完备、可超越、可证伪的特征。（[1]，第69页）苏说马克思主义可以证伪，本意是要给马克思主义带上科学的桂冠，结果却被某些人以为是在攻击马克思主义，险些受到处分，幸好有朋友替他解释，才免了此劫。不过，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主义中的哲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是无法证伪的。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表示，他们并不赞成简单的经济决定论。（[1]，第67页）
金观涛倒真是想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哲学与人文学科的唯科学主义者。他想用量子力学证伪唯物论，想用控制论、系统论取代辩证法，[4]用它们来研究、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科学史。[5]但他的哲学、科学哲学、历史的基础不够深厚，他的理论还有许多可商榷之处。（[1]，第83～87页；[6]）
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华世平遗漏了两个唯科学主义者。一个是查汝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自然辩证法的）唯科学主义者。他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7]，第15页）他还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的范畴体系和三条宇宙总规律，并据此否定认为宇宙是有限无界的现代宇宙学，[8]发表了《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四大成就与辩证自然观》一文。[9]他的这些文章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从1986年到1988年展开了热烈的争论。[10]
华世平把李泽厚作为儒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实并不恰当。（[1]，第109～124页）因为他主张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不赞同把马克思主义解说为人道主义，（[11]，第199～204页）提出以“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为体，中学为用”。（[11]，第311～341页）我认为中国文化书院的汤一介更适合于做这方面的代表人物。[12]
批判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甘阳是所有代表人物中最年轻的，但他对西方哲学（从康德到现象学、诠释学、存在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却是了解最多的。他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的编委，编辑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以及《当代中国文化意识》一书。他着重学术的批判和建设，但不直接参与现实政治。他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对新儒家，也批判唯科学主义和西方的现代化。（[1]，第125～133页）甘阳赞同哈贝马斯的观点，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与政治压迫相联系的。“对自然的支配总是与对人的支配相联系的。”在科学技术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代，个人的生活就日益支离破碎了，科学和技术只能帮助我们评价我们的一些目的的一致性，但不能帮助我们决定哪些目的是真正有价值的，或有道德义务的。（[1]，第135页）
在这些代表人物之间，除了胡乔木和王若水有正面的交锋外，一般都是各有自己的阵地、团体、读者，互不交锋。李泽厚还支持金观涛用控制论解释中国历史的尝试。这表明文革后的中国，学术思想已比较多元化了。
参考文献：
[1] Shiping Hua, Scientism and Humanism: Two Cultures in Post-Mao China （1978-1989），State of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lbany, 1995.
[2]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
[3]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
[4]金观涛，《我的哲学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5]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后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6]傅大为，《评金观涛、刘青锋〈问题与方法集〉及刘青锋〈让科技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卷第2、3期（1988）。
[7]查汝强，《科学与哲学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8]查汝强，《自然辩证法范畴体系设想》，《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9]查汝强，《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四大成就与辩证自然观》，《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10]参见1986至1988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社会科学》和《光明日报》刘兵、王作跃、熊伟、陈恒六、仲维光、许良英、董光璧、金吾伦、韩增禄等人的文章。
[11]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参见《汤一介访谈：中国文化能为“文明的共存”作出贡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2月30日第6页。
(范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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