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的唯科学主义之争
21世纪初的唯科学主义之争
范岱年
21世纪初的唯科学主义之争
(2005-11-18 15:55:53)
关于唯科学主义与反唯科学主义的讨论，是涉及到哲学、科学的一场历史悠久的学术讨论，需要平心静气的、深入细致的、充分自由的讨论。
2000年6月8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对何祚庥院士的访谈，题为《我为什么提倡科学主义》。2001年9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何祚庥在上午开幕式上又一次提倡科学主义。龚育之在发言中，把提倡科学精神混同于“科学主义”，说把“重视科学，提倡科学精神叫做科学主义也无妨”。（[1]）我在下午的发言中表达了不同意见，（[2]）可是他们二位都已离席，没有听到。2002年11月21日至22日，京沪两地的若干从事科学文化研究的学者举行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发表了题为《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的“学术宣言”。对科学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和反思。（[3]）2003年10月14日，在“邓小平批准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龚育之作了题为《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的长篇发言，反对对科学主义的批判。（[4]）那天下午我作了即席发言，发表了不同意见。2003年12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协科学与社会论坛”第一次研讨会。龚育之没有到会，但提交了一篇论文。主讲人何祚庥作了题为“我为什么要批评反科学主义”的发言。（[5]）接着有八九位到会者对科学文化人的反科学主义的宣言进行了批评，遗憾的是被批评者都未到会。只有一位到会者肖显静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6]）2004年4月30日，何祚庥又在《科学时报》上发表了《我们和“反科学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何在？》一文。此后，直到今年，全国报刊上仍不时出现一些有关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有不少好的意见，限于篇幅，我不再重复。
总之，关于唯科学主义与反唯科学主义的讨论，是涉及到哲学、科学的一场历史悠久的学术讨论。需要平心静气的、深入细致的、充分自由的讨论。否则，不利于营造我国学术界内的和谐气氛。
写到这里，觉得也有必要对“科学文化人”的“学术宣言”提一点意见。这个“宣言”概述了现代国际上哲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的研究成果，也吸取了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环境生态主义等等的观点，剖析了唯科学主义的历史功过，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论述过于简单，没有划清反唯科学主义与反科学的界线，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科学还比较落后，还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情境（Context），因此引起了何祚庥院士、龚育之先生等的误解、忧虑和反对。举个例子说，还原论对现代科学（从牛顿力学到原子物理、基本粒子物理、到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今天看到了还原论的不足之处，但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原论（简化论）方法可能还取消不了。因为现实世界是太复杂了。科学如不作些简化，几乎就无法前进。牛顿当时如不把行星之间的引力简化掉（把多体问题简化为二体问题），他是很难说明开普勒定律的。又如江晓原2003年1月24日发表在《科学时报》上的文章《科学本身不可以被研究？》对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关系的叙述，也太简单化了，有的地方可能也不太符合实际。据我所知，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还是很赞赏的。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有悠久的历史根源，至少要追溯到康德，绝不是科学哲学家“因爱生恨”而开始采取的临时“策略”，也不能通俗化为“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这样的通俗化，把社会建构论也太庸俗化了。这样，只能引起不了解科学哲学新近进展的人的误解和反感。
回顾我国80多年来有关唯科学主义的讨论，可以看出，作为学术讨论，这种讨论对哲学、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发展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1]龚育之，《对新世纪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兼论所谓反对科学主义》，《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汇编》，2001年。
[2]范岱年，《尼采和科学哲学》，《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六），2002年。
[3]《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 见《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25日。
[4]龚育之，《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1期
[5]何祚庥，《我为什么要批评反科学主义》，《科学时报》2004年2月13日。
[6]肖显静，《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科学时报》2004年2月13日。
(范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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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岱年
21世纪初的唯科学主义之争
(2005-11-18 15:55:53)
关于唯科学主义与反唯科学主义的讨论，是涉及到哲学、科学的一场历史悠久的学术讨论，需要平心静气的、深入细致的、充分自由的讨论。
2000年6月8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对何祚庥院士的访谈，题为《我为什么提倡科学主义》。2001年9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何祚庥在上午开幕式上又一次提倡科学主义。龚育之在发言中，把提倡科学精神混同于“科学主义”，说把“重视科学，提倡科学精神叫做科学主义也无妨”。（[1]）我在下午的发言中表达了不同意见，（[2]）可是他们二位都已离席，没有听到。2002年11月21日至22日，京沪两地的若干从事科学文化研究的学者举行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发表了题为《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的“学术宣言”。对科学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和反思。（[3]）2003年10月14日，在“邓小平批准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龚育之作了题为《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的长篇发言，反对对科学主义的批判。（[4]）那天下午我作了即席发言，发表了不同意见。2003年12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协科学与社会论坛”第一次研讨会。龚育之没有到会，但提交了一篇论文。主讲人何祚庥作了题为“我为什么要批评反科学主义”的发言。（[5]）接着有八九位到会者对科学文化人的反科学主义的宣言进行了批评，遗憾的是被批评者都未到会。只有一位到会者肖显静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6]）2004年4月30日，何祚庥又在《科学时报》上发表了《我们和“反科学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何在？》一文。此后，直到今年，全国报刊上仍不时出现一些有关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有不少好的意见，限于篇幅，我不再重复。
总之，关于唯科学主义与反唯科学主义的讨论，是涉及到哲学、科学的一场历史悠久的学术讨论。需要平心静气的、深入细致的、充分自由的讨论。否则，不利于营造我国学术界内的和谐气氛。
写到这里，觉得也有必要对“科学文化人”的“学术宣言”提一点意见。这个“宣言”概述了现代国际上哲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的研究成果，也吸取了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环境生态主义等等的观点，剖析了唯科学主义的历史功过，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论述过于简单，没有划清反唯科学主义与反科学的界线，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科学还比较落后，还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情境（Context），因此引起了何祚庥院士、龚育之先生等的误解、忧虑和反对。举个例子说，还原论对现代科学（从牛顿力学到原子物理、基本粒子物理、到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今天看到了还原论的不足之处，但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原论（简化论）方法可能还取消不了。因为现实世界是太复杂了。科学如不作些简化，几乎就无法前进。牛顿当时如不把行星之间的引力简化掉（把多体问题简化为二体问题），他是很难说明开普勒定律的。又如江晓原2003年1月24日发表在《科学时报》上的文章《科学本身不可以被研究？》对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关系的叙述，也太简单化了，有的地方可能也不太符合实际。据我所知，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还是很赞赏的。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有悠久的历史根源，至少要追溯到康德，绝不是科学哲学家“因爱生恨”而开始采取的临时“策略”，也不能通俗化为“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这样的通俗化，把社会建构论也太庸俗化了。这样，只能引起不了解科学哲学新近进展的人的误解和反感。
回顾我国80多年来有关唯科学主义的讨论，可以看出，作为学术讨论，这种讨论对哲学、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发展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1]龚育之，《对新世纪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兼论所谓反对科学主义》，《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汇编》，2001年。
[2]范岱年，《尼采和科学哲学》，《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六），2002年。
[3]《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 见《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25日。
[4]龚育之，《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1期
[5]何祚庥，《我为什么要批评反科学主义》，《科学时报》2004年2月13日。
[6]肖显静，《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科学时报》2004年2月13日。
(范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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