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科学”了,但是文化上还是没法一下子转变过来。比如文中说中研院是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学术建制,这个不一定正确。因为早在他前面二十多年就有中国科学社的诞生(现在中科院的院史,就是从中国科学社写起的,事实上从中研院写可能起更贴切一点,但是因为政治原因,国民党的东西不写进去),并有其社刊,现在的《科学》杂志,创刊于1912年。中国科学社过于“独立”,或者说不是国家办的官办研究机构,地位上就相当于现在人们对“私营企业”的态度——在中国,凡是不是官办的东西,就是歪货。文中提到选院长没选上的任鸿隽,就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在中研院当总干事,是不是相当于“招安”,这个没有考证过。总之,一个事情没有官办之前,大家都觉得科学社办得好。一旦有官办的,很多人就趋之若鹜,要“正名”,这是一千年来传统,一下子改变不了。
至于《问题与主义》,本来在当时是个学术性质的探讨。在后面居然被用来作为对胡适的批判材料,将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以反科学、反人类的手段对待学术,在20世纪以后的历史中,世界上也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