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的往事和随想
虎哥2010/06/29科学技术学 IP:四川
中研院的往事和随想

柳已青

     我们曾经拥有一套有效的人才培养体系,有一个良性运作的学术机构,但在剧烈的历史变动中几乎失传了。

  中央研究院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学术建制,是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它的运作机制、学术传统,对我们观照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视角

  2009年可谓大师凋零的年份,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杨宪益、王世襄相继驾鹤远行,大师级人物为何越来越稀少?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科技人才中的帅才?中国为何培养不出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这是科技泰斗钱学森生前最大的疑问,也是温家宝总理深感不安的问题。这不仅是教育制度的问题,也是学术机制的问题,是历史与现实的纠结。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读陶英惠著《中研院六院长》和潘光哲著《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到历史中寻找答案,原来我们曾经拥有一套有效的人才培养体系,有一个良性运作的学术机构,但在剧烈的历史变动中几乎失传了。

  1928年4月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院长,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学术建制,是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它的运作机制、学术传统,对我们观照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视角。

  

学术掌故中的学者风范



  《何妨是书生》书写“中研院”的学术掌故和学者风范,观照胡适与顾颉刚、胡适与吴晗在历史分岔的道路上如何选择,揭示他们的历史命运。在这本书中,潘光哲以“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为个案,考察传统的“士大夫”如何蜕变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理”与现实的“势”如何激烈冲突,展现手无寸铁的书生面对现实的无力感。

  在学术和政治的夹缝中,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进行抗争,捍卫学术的独立和尊严,显然不仅仅是一种书生意气,而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支撑,才会看到如许学术掌故:周一良在史学中自由翱翔,傅斯年拒绝王世襄加入史语所,董作宾带女友到殷墟发掘现场引发傅斯年、李济辞职风波。潘光哲钩沉这些史实,贯穿了学术独立的精神,可以这样说,于学术掌故中见学者风范。

  《中研院六院长》真实记录了从蔡元培到吴大猷六位“中研院”院长的历史档案,作者陶英惠曾任“中研院”第五任院长钱思亮、第六任院长吴大猷的秘书主任,他师承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以史学的方法,研究“中研院”的档案资料,书中披露的好多内容,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从大陆学者频繁的征引其文,可见一斑。

  如果仅仅披露史料,那只是这本书的骨架,描摹从蔡元培到吴大猷的学问人生、风采境界,则是这本书的血肉,如此,六位学者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几代中国学者坚持学术独立所作出的努力、付出的代价,追寻消逝在历史烟云中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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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驻美大使时的胡适
  
    
  从蔡元培到胡适



  六院长中,最典型的当属蔡元培与胡适。蔡元培有科举功名,弃翰林头衔而投身革命,又因对“革命”的不满而投身教育,从长北京大学到主持“中研院”,他是一个开山人物,在教育和学术所达到的高度,同时代学人难以企及。蔡元培不论在怎样的历史关头,都保持着独立的人格,数次辞职可作证明。袁世凯慰留他任教育总长时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则立即应对以“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蔡元培“开阔的胸襟、民主作风、以及尊重学术自由的精神”,为后人景仰。

  《何妨是书生》写道“好好先生”蔡元培经常推荐人才,他写给历史语言研究的推荐书,堆积盈尺。蔡元培的这些推荐人事的八行书,都被傅斯年客气的拒绝了。蔡元培以院长之尊,对于史语所的人事,毫无作用,遭到了回绝、吃了闭门羹的蔡元培,完全尊重史语所人事的自主空间,总是不加干预。也许,蔡元培内心清楚,谁能胜任什么岗位,他真诚地写推荐信,是为公。而被拒绝,也是为公。心底无私天地宽,他不会破坏自己开创的学术的自主空间。

  即使在战争年代,学术何为?保持教育和学术的独立,也是民国学者的共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召集全国的知识精英在庐山会谈。7月16日,在谈到战时教育如何办时,胡适提出两点意见,一是教育按常态运转,二是教育应该独立。在胡适看来,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政治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们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中小学读经之类。

  胡适所持的“理”与蒋介石的“势”之间的冲突,堪称学林经典。1958年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就职做完演讲,蒋介石上台讲话: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没想到胡适上台反驳: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胡适批蒋之言论,毫不留情,蒋介石脸色大变,当时有几百名学者在场,这样的公开批评是很少见的,蒋还算有雅量,当场没有发脾气。《何妨是书生》一书,对胡适与蒋介石的这次冲突有严谨的考证。

  国民党的政客朱家骅,代理院长18年,也曾为“中研院”的发展作出贡献。“中研院”在抗战中数次搬迁,保证战时“中研院”先后在昆明和李庄运转。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任代理“院长”的过程:1940年,蔡元培病逝,在选举院长候补人之前,“介公(蒋介石———笔者注)下条子”,希望评议会选出顾孟余,这就惹恼了这群“书生味”十足的评议员们,于是评议会开会的时候,选出了三位候选人是翁文灏、朱家骅和胡适,顾孟余不在此列,尴尬之下,就特派朱家骅为代理院长。对于此事,《中研院六院长》的作者陶英惠评价道:“这些学者,坚持他们的理想、制度和学院的自由,不惜‘忤旨’以拒选顾孟余为院长候补人之一,看似天真或意气用事,实则以非常严肃之态度,为使学者不受政治干扰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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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胡适在台湾


  大江大海 师友难忘

  何兹全

  中央研究院是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关,原北大校长蔡元培是第一任院长。因国力有限,经费困难,开始的时候,中研院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几个研究所。以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37年9年间,又相继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了包括物理、化学、工程研究、历史语言在内的共十个研究所。据说按当初蔡元培先生的计划,中研院要建立十四个研究所,但随着抗战爆发,各研究所被迫向西南大后方迁移,虽有筹备扩张的打算,但实际上的建制也就到此为止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除一个较完整的史语所和数学所部分图书、人员随蒋介石政权迁台外,其他的都留在了大陆,并陆续归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系统。

  岳南在《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提到的另外几位师友,我不但与其熟悉,还从他们身上受到了不少教益,至今感念不已。

  1931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5年毕业,这时胡适先生正在北大做教授。我听过他的课,如他讲的淮南王书、禅宗和尚、神秀、慧能等等,但学到的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受他影响最深的倒是《红楼梦》考证。我喜爱《红楼梦》,赞成他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材料,考订《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的家世和自传。我没有研究红学,但我一直坚持此说。

  在校期间,有两件事胡先生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当年北大所在的沙滩周围,住着很多不是北大学生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中,一部分是考学落第准备明年再考的学生;一部分是北伐革命战场上退下来的青年。这些青年和北大学生一样挎起书包走进北大课堂,找个座位就坐下听课。教师不问,学校也不问。一天,胡先生上课,拿出一张纸来,说:“你们谁是偷听的,给我留下个名字。没有关系,偷听、正式听,都是我的学生,我想知道一下我的学生的名字。”胡先生的高明和胸怀使在课堂上的我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那些偷听生,都是真念书的。当时有一句话:“正式生不如旁听生,旁听生不如偷听生。”可见偷听生确实是用功用心想学习的青年。胡先生的话改变了偷听者的身份,偷听成了正大光明的听。胡先生是用亲身示范,教育了所有在座的青年,要做胸怀开阔的人,做纯厚、高尚的人。

  另一件事是,胡先生每星期拿出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在家接见青年学生,解答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可以谈,他尽力解答。那时他住在地安门里米粮库(解放后,这座房子上世纪50年代是画家陈半丁先生住,后来是邓小平同志住)。我到胡先生家去过一次,问什么问题已回忆不起来了,大约主要是好奇,要去看看。只见“高朋满座”,都是青年学生,有问有答,有讨论,有辩论,气氛热烈,高兴和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书育人的办法,后来我在大学教书,很想学胡先生每星期找出一个固定时间接见学生,借以亲近学生,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但始终没有做到,现在想来仍感惭愧,也由此更加佩服胡先生的精神和毅力,了不起。

  北大毕业后我到日本留学,归国后在重庆编了几年杂志,那时已是抗战时期了。1944年我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邀请,进入史语所陈寅恪先生主持的史学组工作。当时史语所为躲避日机轰炸,已由抗战早期的南京、长沙、昆明迁到了四川南溪县与叙府(宜宾)之间的李庄镇一个叫板栗坳的山中。这个地方确实是偏僻隐蔽,从李庄镇到板栗坳需要沿长江岸边走好几里地,再爬一个大约五百级石阶的山坡才能到达。

  关于李庄的风土人情与迁到这里后的中研院史语所,以及由陶孟和主持的社会学所、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外加同济大学等等情况,岳南在这部著作中已有较为详尽的披露,并且比较到位。

  要说的一点是,我在史语所工作期间,事实仍模模糊糊的同事们生活间的内幕,甚至矛盾纠葛,通过“傅斯年档案”中留存的一批书信的披露,外加岳南的考证,理出了一条明显的线索,我才恍然大悟。比如傅斯年在李庄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到教育部、中研院总办事处要钱以救济病中的梁思永、林徽因的事;傅斯年与陶孟和发生矛盾,后来又握手言和的事;傅斯年为何对吴金鼎与夏鼐产生不同的看法,吴金鼎负气出走当兵的事;号称“闽东才女”的游寿与傅斯年、董作宾之间暗中较劲等等,在当时我的脑子里是模糊的。比如女才子游寿,我只知道她不是傅斯年亲自选拔的人,好像是南京一个什么官推荐的。但傅斯年先生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凡不是他亲自选拔的人,在史语所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后来游寿果然在史语所不长时间就走了,她走的真正原因我不清楚。直到这次岳南在书中有理有据地把尘封的材料摆出来,我才认识到。

  至于岳南书中所述及的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等年轻一辈学者,都是我的学长,可谓亲如兄弟姐妹。我认为,这几个人皆属于胡适、陶孟和、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第一代学者之后又一批天才式人物,也都是了不起的学问大家,是很值得纪念的。作为后世知识分子,特别是年青一代,了解一下前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学术历程和业绩,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而岳南在书中所给予大家的正是这一点,我认为这也是本书赋予当今社会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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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墨迹



《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节选

  最后的博弈



  既然胡适不能返国,按照选举法,中央研究院院长人选就只有在翁文灏与朱家骅之间选择。因有了顾孟馀事件的阴影,蒋介石对翁、朱二人皆不满意,故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蔡元培死后半年有余的9月18日,蒋才最后下定决心弃翁圈朱。不过,在圈定之后,又在前边加了个“代”字,朱氏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朱家骅本是合法的三位院长候补人之一,结果阴阳差错地以暂代之名来充当天下儒林共主,心中颇为不快,又无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经过他一番明察暗访,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除了顾孟馀事件给蒋介石留下了恶劣印象外,与王世杰背后捣鬼大有关系。王不想让胡适离任回国,但又觉得胡适因此失去中研院院长牺牲太大。既然王氏自己得不到这把椅子,也不能让朱轻而易举地占了便宜,于是欲留院长之位以待胡适,并以此说动蒋介石,抛弃最具竞争力的翁文灏,让资历较浅的朱家骅暂代。蒋介石心想,既然翁被抛弃,单举朱家骅来做院长也有些不便,于是顺水推舟,在朱的院长前轻轻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此一举动,让向来独断专行的蒋介石也煞费了一番苦心。

  事已至此,朱家骅虽心中不快,但回天乏术,只好屈就。不过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风云变幻和时间的推移,王世杰的设想也成为泡影。当胡适从朱家骅手中接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已是18年之后台湾孤岛上的事了。

  朱家骅以险胜暂时坐上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傅斯年暗中长嘘了一口气。尽管傅在选举院长问题上明显偏重于胡,但对朱也没有暗中下绊儿或在背后鼓噪捣乱。鉴于傅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和办事才干,朱家骅上任之始便弃任鸿隽而请傅斯年出任总干事,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怜的任鸿隽不但竞选院长未果,连总干事的帽子也丢掉了,只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傅斯年此时正身患高血压,并深受其累,不想戴这顶“闲曹”手下总干事的帽子,但因朱家骅真诚相邀,感念当年朱在中山大学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遂“为了朋友,欣然地答应下来”。至此,关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争夺战算是尘埃落定。

(原著:岳南)
来自:科创总论 / 科学技术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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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如也
87685302
13年11个月前 IP:未同步
230045
这是政治内容吧 与我们科学爱好者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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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l961115
13年11个月前 IP:未同步
230046
就中国现在的教育理念,很难培养出大师级的人物啊,,这是比较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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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baby
13年11个月前 IP:未同步
230057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乡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有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民国八年七月。
  
  
  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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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xles
13年11个月前 IP:未同步
230058
Re: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引用第3楼hambaby于2010-06-29 22:57发表的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
 
  
.......



  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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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哥作者
13年11个月前 IP:未同步
230080
虽然“科学”了,但是文化上还是没法一下子转变过来。比如文中说中研院是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学术建制,这个不一定正确。因为早在他前面二十多年就有中国科学社的诞生(现在中科院的院史,就是从中国科学社写起的,事实上从中研院写可能起更贴切一点,但是因为政治原因,国民党的东西不写进去),并有其社刊,现在的《科学》杂志,创刊于1912年。中国科学社过于“独立”,或者说不是国家办的官办研究机构,地位上就相当于现在人们对“私营企业”的态度——在中国,凡是不是官办的东西,就是歪货。文中提到选院长没选上的任鸿隽,就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在中研院当总干事,是不是相当于“招安”,这个没有考证过。总之,一个事情没有官办之前,大家都觉得科学社办得好。一旦有官办的,很多人就趋之若鹜,要“正名”,这是一千年来传统,一下子改变不了。

至于《问题与主义》,本来在当时是个学术性质的探讨。在后面居然被用来作为对胡适的批判材料,将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以反科学、反人类的手段对待学术,在20世纪以后的历史中,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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