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研究领域是组织行为学，其中也有很多实验，较著名的有美国的猩猩训练实验。

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制度是有层级的，首先是社会的基础制度，然后才有局部的制度，局部的一个领域的制度……为什么官员（社会管理者）总是津津乐道于中国的国民性，而对“西方舶来”的这些基本的规律嗤之以鼻呢？为什么在中国考虑任何管理问题，必须首先考虑中国的国民性呢？是不是基础制度导致的局部制度的自我筛选，最后得到了局部的“恶制度”？在斯坦福实验所体现的基本“人性”和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的行为现象之间，是否还需要（或有必要）插入一个略高的层面“道德”或者“文化”或者“国民性”，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研究，如何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