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400年前没有牛顿

洪蔚。科学时报

    到现在，世界物理年已经接近尾声，最隆重热闹的场面大多已经过去，然而并非隆重热闹才有意义。10月底自然辩证法协会组织的一系列物理哲学的研讨会，才刚刚拉开序幕，它的第一场研讨在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从这种物理学与哲学的对话中，记者不仅看到物理学的进程，更看到思想者们在认识世界的进程中，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所面对的重重迷雾。

物理学家说知识最重要的产品是无知

    从上中学的时候，记者就曾听到一位身为科学家的长辈作过这样的表述：“物理学应该没有多少发展了，关于这个世界的物理方面的疑问，物理学家大多能给出相当准确的答案。”这番话是这位科学家在帮一个高考学生选择志愿时说的，当时给记者印象极深，以为世界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然而，在不久前的研讨会上，著名物理学家郭汉英在发言时，始终贯穿的一个主题，颠覆了人类的这种自信，他说，目前物理学对宇宙的了解，包括猜想只有4%，而完全不知的竟占到了70%。郭汉英的发言主要集中在目前物理学存在的问题，他反复强调，这些观点不是他个人提出来的，而是他最近一些年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听各国物理学家提出的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其中很让人深思的是，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格罗斯，在他获奖同年提出的观点：“知识最重要的产品是无知。”我们知道的越多，发现我们不知道的也越多，郭汉英继续说，知识还有一个副产品——权威与偏见。

    郭汉英发言的题目是：《DE SITTER不变的相对论及其宇宙学意义》，论述大多由是物理学术语、公式和一个物理学家的经验构成，作为外行的记者听来深感吃力。好在他的很多表述明确点明了他论证的目的，他引用爱因斯坦的一段原话：“大家都认为，当我回顾自己一生的工作时，会感到坦然和满意。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我提出的概念中，没有一个我确信能坚如磐石，我也没有把握自己总体上是否处于正确的轨道。”郭汉英总结国际物理学同行的观点，并提出：“相对论体系存在有待验证的假定，基本原理不够完善，相互之间存在不协调；理论和时空观念都有需要改进之处”。

    上面这些内容，郭汉英曾经在某中学进行讲演时给学生们讲过，下了讲台，一位中学物理老师私下表示了对讲演的不满：“照您这么说，相对论有问题，量子物理有问题，关于宇宙人类有96%不知道，学生知道了这些，以后我们的物理课还怎么教？!”

    面对这样的质问，郭汉英无言可对，他说，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物理教育有问题，我们对物理、对科学的认识与态度有问题。

当物理学遇上哲学

    具有最起码的科学与哲学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物理学是对哲学影响最大的自然科学，很多优秀物理学家最终都会基于物理学认识，提出相应的哲学思想。郭汉英在谈到怎么办时，也明确提出：“修改某些哲学观念”。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王国文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田松博士的发言，更是体现了物理学与哲学的互动与撞击。

    作为物理学家，王国文的发言同样充斥着术语、公式与概念，然而在这些术语背后，他要表达的是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哲学思考，他用物理学的方法对哥本哈根学派物理学家的非实在论的哲学观点提出了质疑。

    关于粒子途径的问题，海森堡曾经说过：“那‘途径’的存在，只是因为我们观察它。”这代表了哥本哈根学派“观察产生实体”的哲学思想。同样在光子实验中，哥本哈根学派又提出了“未来的事可以影响过去”的观点。王国文本人对这些观点是不赞同的，他论证的目的是要质疑、推翻这些观点。而最后一个发言的，也是在场唯一一位代表哲学家发言的田松博士，却明确表明了他对哥本哈根学派观点的赞同。

    田松的发言一开篇就极具颠覆性，他说，解释，就是讲一个故事，一个听众能听懂并认可的故事。文学家在讲故事，哲学家在讲故事，科学家也在讲故事。一个听得懂的故事，依赖于听众的语言、经验和知识背景，科学在讲故事的同时，不断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和知识背景。这样田松就把普遍认为可以诞生真理的科学，拉入了哲学，甚至是虚构的文学的迷雾中。田松探讨的主要内容是观察、存在与解释之间的关系，他的论述基本上站在了哥本哈根学派的哲学立场上。简单地说来，他认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像是动画片一样，只有动作的两个或几个点，动作的完整过程是凭着想象、理论、经验等因素填充起来的。科学地表述就是惠勒的观点：“‘实在’是由几根观察的铁柱其间是想象和理论混合结构组成。”科学费尽心机要做的，是不断用各种手段仪器拓展我们的认识视野，以更准确地观察和解释我们所面对的客观的、唯一的实体(宇宙)，而其实这个实体本身就是我们用想象构建而成的——人生的意义也是如此。

    对于观察与存在之间的关系，田松与王国文站在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令记者惊异的是，在场的两位老牌哲学家金吾伦和罗嘉昌对田松表示完全的赞同。他们的观点现在被称为“非实在论”，而通俗地说，就是我们在上中学哲学课时就批判的“唯心主义”或“不可知论”。而其实很多物理学泰斗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爱因斯坦就说过：“鱼能认识它周围的水吗？”

    面对这种哲学家与物理学家的分歧，王国文对记者说：“物理学上目前存在的很多错误，误导了哲学家。”在王国文看来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一个实验结果可以引出不同的解释。关于实验的问题郭汉英也曾涉及到，他说：“没有不依靠理论框架的实验，而常常实验又给理论框架一个大嘴巴。”

    在这种迷雾与分歧中，地质化学家蒋志的一番话，尤其显得意味深长，他在报告快结束时，给大家看了一张照片——大觉寺盛开的玉兰花，他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发言：“这株玉兰有400年历史了，400年前没有牛顿，400年后这棵玉兰还开着，而我们‘觉’了吗，‘悟’了吗？”

题外话：一瓢冷水

    整个研讨会让记者深感吃力，却兴致不减，只觉得这样的碰撞如果仅限于学术界，反倒是一种奢侈，是对智慧的一种浪费。由于系列活动原计划是14场，记者正准备和主办方约定后13场的列席资格时，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董光璧教授的一瓢冷水，却让人陷入了另一个层面的深思。

    他说，我怀疑这些计划未必都能够令人满意地实现，哲学家们的热情可能会遭遇物理学家们的冷淡，物理学会不大可能积极合作。在他看来，中国与国外情形有些不同，我们的物理学家对哲学存有戒心。他认为这与当代中国哲学批判科学的历史有关，科学家被批得寒了心，对哲学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认为，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忽视哲学思考是有“报应”的。他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创新”的呼号是以“模仿”为背景的，从“学雷锋”到“模仿秀”，但科学只承认第一，不承认模仿秀。提到创新，金吾伦在研讨会一开始就谈到：只有真正发扬爱因斯坦精神，才能真正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董光璧还具体提到国外重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一个实例，不久前美国友人和他联系，请他推荐一些中国学者同哲学和历史有关的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方面的研究论文，准备结集翻译出书。他说纪念爱因斯坦就要发扬他的批判精神，当爱因斯坦在世时，许多物理学家也常以批评他的理论祝贺他的生日，爱因斯坦都一一回答。董光璧这样评价这次会议的3个报告人：他们以质疑和发展表示对爱因斯坦的尊敬，他们真正是爱因斯坦的好学生。

    会后记者在与罗嘉昌闲谈时，罗嘉昌说，其实物理学家对哲学的忽视，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了，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变成了一种很实用主义的东西，有了固定的范式，抛开了这个范式，科学家的工作是得不到认可的。尽管国外的物理学家对哲学的重视程度比我们要好一些，但是物理和哲学共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听了这番话，记者陷入了科学与人类与未来的迷雾中：一个拒绝哲学思考的科学将把我们引向何方？——400年前没有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