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的往事和随想

柳已青

     我们曾经拥有一套有效的人才培养体系，有一个良性运作的学术机构，但在剧烈的历史变动中几乎失传了。

　　中央研究院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学术建制，是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它的运作机制、学术传统，对我们观照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视角

　　2009年可谓大师凋零的年份，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杨宪益、王世襄相继驾鹤远行，大师级人物为何越来越稀少？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科技人才中的帅才？中国为何培养不出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这是科技泰斗钱学森生前最大的疑问，也是温家宝总理深感不安的问题。这不仅是教育制度的问题，也是学术机制的问题，是历史与现实的纠结。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读陶英惠著《中研院六院长》和潘光哲著《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到历史中寻找答案，原来我们曾经拥有一套有效的人才培养体系，有一个良性运作的学术机构，但在剧烈的历史变动中几乎失传了。

　　1928年4月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院长，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学术建制，是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它的运作机制、学术传统，对我们观照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视角。

　　

学术掌故中的学者风范



　　《何妨是书生》书写“中研院”的学术掌故和学者风范，观照胡适与顾颉刚、胡适与吴晗在历史分岔的道路上如何选择，揭示他们的历史命运。在这本书中，潘光哲以“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为个案，考察传统的“士大夫”如何蜕变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理”与现实的“势”如何激烈冲突，展现手无寸铁的书生面对现实的无力感。

　　在学术和政治的夹缝中，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进行抗争，捍卫学术的独立和尊严，显然不仅仅是一种书生意气，而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支撑，才会看到如许学术掌故：周一良在史学中自由翱翔，傅斯年拒绝王世襄加入史语所，董作宾带女友到殷墟发掘现场引发傅斯年、李济辞职风波。潘光哲钩沉这些史实，贯穿了学术独立的精神，可以这样说，于学术掌故中见学者风范。

　　《中研院六院长》真实记录了从蔡元培到吴大猷六位“中研院”院长的历史档案，作者陶英惠曾任“中研院”第五任院长钱思亮、第六任院长吴大猷的秘书主任，他师承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以史学的方法，研究“中研院”的档案资料，书中披露的好多内容，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从大陆学者频繁的征引其文，可见一斑。

　　如果仅仅披露史料，那只是这本书的骨架，描摹从蔡元培到吴大猷的学问人生、风采境界，则是这本书的血肉，如此，六位学者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几代中国学者坚持学术独立所作出的努力、付出的代价，追寻消逝在历史烟云中的往事。

    

    任驻美大使时的胡适
  
  　　
　　从蔡元培到胡适



　　六院长中，最典型的当属蔡元培与胡适。蔡元培有科举功名，弃翰林头衔而投身革命，又因对“革命”的不满而投身教育，从长北京大学到主持“中研院”，他是一个开山人物，在教育和学术所达到的高度，同时代学人难以企及。蔡元培不论在怎样的历史关头，都保持着独立的人格，数次辞职可作证明。袁世凯慰留他任教育总长时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则立即应对以“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蔡元培“开阔的胸襟、民主作风、以及尊重学术自由的精神”，为后人景仰。

　　《何妨是书生》写道“好好先生”蔡元培经常推荐人才，他写给历史语言研究的推荐书，堆积盈尺。蔡元培的这些推荐人事的八行书，都被傅斯年客气的拒绝了。蔡元培以院长之尊，对于史语所的人事，毫无作用，遭到了回绝、吃了闭门羹的蔡元培，完全尊重史语所人事的自主空间，总是不加干预。也许，蔡元培内心清楚，谁能胜任什么岗位，他真诚地写推荐信，是为公。而被拒绝，也是为公。心底无私天地宽，他不会破坏自己开创的学术的自主空间。

　　即使在战争年代，学术何为？保持教育和学术的独立，也是民国学者的共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召集全国的知识精英在庐山会谈。7月16日，在谈到战时教育如何办时，胡适提出两点意见，一是教育按常态运转，二是教育应该独立。在胡适看来，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政治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们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中小学读经之类。

　　胡适所持的“理”与蒋介石的“势”之间的冲突，堪称学林经典。1958年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就职做完演讲，蒋介石上台讲话：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没想到胡适上台反驳：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胡适批蒋之言论，毫不留情，蒋介石脸色大变，当时有几百名学者在场，这样的公开批评是很少见的，蒋还算有雅量，当场没有发脾气。《何妨是书生》一书，对胡适与蒋介石的这次冲突有严谨的考证。

　　国民党的政客朱家骅，代理院长18年，也曾为“中研院”的发展作出贡献。“中研院”在抗战中数次搬迁，保证战时“中研院”先后在昆明和李庄运转。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任代理“院长”的过程：1940年，蔡元培病逝，在选举院长候补人之前，“介公(蒋介石———笔者注)下条子”，希望评议会选出顾孟余，这就惹恼了这群“书生味”十足的评议员们，于是评议会开会的时候，选出了三位候选人是翁文灏、朱家骅和胡适，顾孟余不在此列，尴尬之下，就特派朱家骅为代理院长。对于此事，《中研院六院长》的作者陶英惠评价道：“这些学者，坚持他们的理想、制度和学院的自由，不惜‘忤旨’以拒选顾孟余为院长候补人之一，看似天真或意气用事，实则以非常严肃之态度，为使学者不受政治干扰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例子。”



蒋介石与胡适在台湾


　　大江大海 师友难忘

　　何兹全

　　中央研究院是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关，原北大校长蔡元培是第一任院长。因国力有限，经费困难，开始的时候，中研院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几个研究所。以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37年9年间，又相继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了包括物理、化学、工程研究、历史语言在内的共十个研究所。据说按当初蔡元培先生的计划，中研院要建立十四个研究所，但随着抗战爆发，各研究所被迫向西南大后方迁移，虽有筹备扩张的打算，但实际上的建制也就到此为止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除一个较完整的史语所和数学所部分图书、人员随蒋介石政权迁台外，其他的都留在了大陆，并陆续归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系统。

　　岳南在《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提到的另外几位师友，我不但与其熟悉，还从他们身上受到了不少教益，至今感念不已。

　　1931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5年毕业，这时胡适先生正在北大做教授。我听过他的课，如他讲的淮南王书、禅宗和尚、神秀、慧能等等，但学到的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受他影响最深的倒是《红楼梦》考证。我喜爱《红楼梦》，赞成他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材料，考订《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的家世和自传。我没有研究红学，但我一直坚持此说。

　　在校期间，有两件事胡先生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当年北大所在的沙滩周围，住着很多不是北大学生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中，一部分是考学落第准备明年再考的学生；一部分是北伐革命战场上退下来的青年。这些青年和北大学生一样挎起书包走进北大课堂，找个座位就坐下听课。教师不问，学校也不问。一天，胡先生上课，拿出一张纸来，说：“你们谁是偷听的，给我留下个名字。没有关系，偷听、正式听，都是我的学生，我想知道一下我的学生的名字。”胡先生的高明和胸怀使在课堂上的我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那些偷听生，都是真念书的。当时有一句话：“正式生不如旁听生，旁听生不如偷听生。”可见偷听生确实是用功用心想学习的青年。胡先生的话改变了偷听者的身份，偷听成了正大光明的听。胡先生是用亲身示范，教育了所有在座的青年，要做胸怀开阔的人，做纯厚、高尚的人。

　　另一件事是，胡先生每星期拿出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在家接见青年学生，解答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可以谈，他尽力解答。那时他住在地安门里米粮库(解放后，这座房子上世纪50年代是画家陈半丁先生住，后来是邓小平同志住)。我到胡先生家去过一次，问什么问题已回忆不起来了，大约主要是好奇，要去看看。只见“高朋满座”，都是青年学生，有问有答，有讨论，有辩论，气氛热烈，高兴和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书育人的办法，后来我在大学教书，很想学胡先生每星期找出一个固定时间接见学生，借以亲近学生，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但始终没有做到，现在想来仍感惭愧，也由此更加佩服胡先生的精神和毅力，了不起。

　　北大毕业后我到日本留学，归国后在重庆编了几年杂志，那时已是抗战时期了。1944年我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邀请，进入史语所陈寅恪先生主持的史学组工作。当时史语所为躲避日机轰炸，已由抗战早期的南京、长沙、昆明迁到了四川南溪县与叙府(宜宾)之间的李庄镇一个叫板栗坳的山中。这个地方确实是偏僻隐蔽，从李庄镇到板栗坳需要沿长江岸边走好几里地，再爬一个大约五百级石阶的山坡才能到达。

　　关于李庄的风土人情与迁到这里后的中研院史语所，以及由陶孟和主持的社会学所、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外加同济大学等等情况，岳南在这部著作中已有较为详尽的披露，并且比较到位。

　　要说的一点是，我在史语所工作期间，事实仍模模糊糊的同事们生活间的内幕，甚至矛盾纠葛，通过“傅斯年档案”中留存的一批书信的披露，外加岳南的考证，理出了一条明显的线索，我才恍然大悟。比如傅斯年在李庄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到教育部、中研院总办事处要钱以救济病中的梁思永、林徽因的事；傅斯年与陶孟和发生矛盾，后来又握手言和的事；傅斯年为何对吴金鼎与夏鼐产生不同的看法，吴金鼎负气出走当兵的事；号称“闽东才女”的游寿与傅斯年、董作宾之间暗中较劲等等，在当时我的脑子里是模糊的。比如女才子游寿，我只知道她不是傅斯年亲自选拔的人，好像是南京一个什么官推荐的。但傅斯年先生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凡不是他亲自选拔的人，在史语所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后来游寿果然在史语所不长时间就走了，她走的真正原因我不清楚。直到这次岳南在书中有理有据地把尘封的材料摆出来，我才认识到。

　　至于岳南书中所述及的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等年轻一辈学者，都是我的学长，可谓亲如兄弟姐妹。我认为，这几个人皆属于胡适、陶孟和、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第一代学者之后又一批天才式人物，也都是了不起的学问大家，是很值得纪念的。作为后世知识分子，特别是年青一代，了解一下前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学术历程和业绩，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而岳南在书中所给予大家的正是这一点，我认为这也是本书赋予当今社会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胡适墨迹



《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节选

　　最后的博弈



　　既然胡适不能返国，按照选举法，中央研究院院长人选就只有在翁文灏与朱家骅之间选择。因有了顾孟馀事件的阴影，蒋介石对翁、朱二人皆不满意，故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蔡元培死后半年有余的9月18日，蒋才最后下定决心弃翁圈朱。不过，在圈定之后，又在前边加了个“代”字，朱氏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朱家骅本是合法的三位院长候补人之一，结果阴阳差错地以暂代之名来充当天下儒林共主，心中颇为不快，又无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经过他一番明察暗访，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除了顾孟馀事件给蒋介石留下了恶劣印象外，与王世杰背后捣鬼大有关系。王不想让胡适离任回国，但又觉得胡适因此失去中研院院长牺牲太大。既然王氏自己得不到这把椅子，也不能让朱轻而易举地占了便宜，于是欲留院长之位以待胡适，并以此说动蒋介石，抛弃最具竞争力的翁文灏，让资历较浅的朱家骅暂代。蒋介石心想，既然翁被抛弃，单举朱家骅来做院长也有些不便，于是顺水推舟，在朱的院长前轻轻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此一举动，让向来独断专行的蒋介石也煞费了一番苦心。

　　事已至此，朱家骅虽心中不快，但回天乏术，只好屈就。不过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风云变幻和时间的推移，王世杰的设想也成为泡影。当胡适从朱家骅手中接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已是18年之后台湾孤岛上的事了。

　　朱家骅以险胜暂时坐上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傅斯年暗中长嘘了一口气。尽管傅在选举院长问题上明显偏重于胡，但对朱也没有暗中下绊儿或在背后鼓噪捣乱。鉴于傅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和办事才干，朱家骅上任之始便弃任鸿隽而请傅斯年出任总干事，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怜的任鸿隽不但竞选院长未果，连总干事的帽子也丢掉了，只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傅斯年此时正身患高血压，并深受其累，不想戴这顶“闲曹”手下总干事的帽子，但因朱家骅真诚相邀，感念当年朱在中山大学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遂“为了朋友，欣然地答应下来”。至此，关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争夺战算是尘埃落定。

（原著：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