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韦伯的伦理学理论，俺研读较少，以至于在昨天与道长论道时，还民科般的生造了一个词。刀兄提到这个词可以用“意图伦理”代替，于是我在网上找了一些介绍文章，同时也推荐给大家。韦伯是在1919年提出意图伦理的概念的，距今已经快一个世纪了。那时候正是西方现代的起始时期，同步提出这个概念是伟大的。而我们正如文中所说，有点研究“物理学不知道牛顿定律”的意思。

论意图伦理

范海辛

意图伦理是中国知识分子十分陌生的一种学说，但它又是文化中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议题。

记得在80年代，王元化他们编撰“新启蒙”杂志时，这位当时中国文化界的领军人物还不知道意图伦理为何物。因为当时其手下的一员大将金观涛先生在其一篇重要文章中，以“立场决定论”来指称他所批判的一种文化现象。如果金观涛知道了韦伯的学说，一定不会再用“立场决定论”这个名称，王元化如果熟悉意图伦理，也不会让金观涛的这篇文章如此出笼。90年代，王元化出版的《清园近思录》中，在总结五四运动的教训时，第一次提到了韦伯的意图伦理。

王元化先生认为意图伦理是形成五四运动激进思潮的重要源头。他指出：“许多人至今相信思想取决于立场态度的正确。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依靠理性认识，而是先要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立场问题。这种立场态度决定认识的观点，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an ethic of intentions）, 我们都十分熟悉意图伦理的性质及其危害，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这种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充满了独断和派性意见，从而使本应具有的学术责任感沦为派性意识。”（引自《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出版社98年1月版， 11－12页）

要谈论意图伦理，首先要谈到翻译的问题。这里先抄一段《学术与政治》中文译者的介绍：

“‘Gesinnungsethik’是一个非常难以妥当翻译的字眼。在英译中，有译作‘ethic of ultimate ends’（终极目标的伦理）者（Gerth & mills），有译作‘ethic of conviction’（信念伦理）者（Bruun），有译作‘ethic of intention’（意图伦理）者（Runciman & Matthews），有译作‘ethic of single-minded conviction’（专心致志的信念的伦理）者（Roth）。西岛芳二、胁圭平的两个日译本皆作‘心情伦理’。Freund的法译本则作‘ethique de conviction’（信念伦理）。在中文中，现存的译法有三：李永炽先生根据日译取‘心情伦理’、林毓生先生根据Runciman 与 Matthews作‘意图伦理’”、高承恕先生则译作‘信仰伦理’。……韦伯在区分‘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时候，主要的着眼点，似乎是行为本身的价值和行为的可预见后果（后果不一定等于目的或意图）之间的不同意义。若干德国学者曾径直称‘责任伦理’为‘后果伦理’（erfolgsethik）。前者属于主观的价值认定，主要涉及意图或动机，后者则牵涉到客观世界及环境中的现实运作。至于‘Gesinnungsethik’一字，其字根是‘gesinnt’，泛指某种心态、心境、看法（用英文表示，就是如何如何disposed或minded）。我们非常勉强地用‘心志’一词来移译‘Gesinnung’这个字，不用目前较为通行的‘信念’或‘意图’，用意即在于强调韦伯心目中主观价值与客观后果之间的对比。”（《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0－261页。）

韦伯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其学说事实上不限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实际也是他创立的。意图伦理显然应属伦理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伦理学的核心议题，而伦理学又是政治学的基础。由此可知意图伦理的重要。中国的老男人好议论天下大事，然而却根本不知意图伦理，岂不如喜爱物理学而不知牛顿定律乎？

有学者认为，韦伯提出的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是伦理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窃以为这一评价并不过分。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说，早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时代就已经诞生。但一直到韦伯之前，人们对道德行为的认识，始终是混沌一片。韦伯提出的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两分，犹如上帝创世纪中的第二日，使水与空气的两分一样重要。

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两分，使伦理学从牛顿时代进入了爱因斯坦时代。但作为发现与提出这一两分的韦伯本人，实际也未穷尽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全部奥秘。由此导致韦伯之后的学者对此展开了无穷尽的争论。老夫这里对此学说的理解也是一家之言，是否正确，有待讨论。

按照我的理解，意图伦理是强调主观动机、轻视客观效果的一种伦理主张或道德观，而责任伦理则正好与此相反——强调客观效果、轻视主观动机的一种伦理主张或道德观。因此，意图伦理对应了认识论中的主观主义，而责任伦理对应了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主观主义是经验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客观主义则是理性主义的另一种形态。更诡异是的是，理性主义是现代化的核心，而经验主义则是前现代的核心。韦伯的这一两分，恰恰又与现代化理论契合，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中国传统道德是一种意图伦理，这是毫无疑义的。对于人们行为善恶的评定，主要是看动机，你小子动机不良、居心叵测，那不管你效果如何，都是必须加以谴责、不能任其泛滥的。如果你的动机良善，后果却很糟糕，我们的文化是宽容的，称这是好心办坏事，要原谅，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今后多加注意。而坏心办好事，却不能称赞，否则大家都学样，岂非鼓励恶行？因此中国儒生修行，首先必须正心诚意，心正意诚了，才能修身齐家而后平天下。这个正心诚意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端正态度”（实际就是端正动机，斗私批修）、“出以公心”。

老毛的文革，在一些人的眼中属于好心办坏事，是不能谴责的，四人帮则不同，因为他们有邪恶的动机，是想篡党夺权。你总不能说老毛是想篡党夺权吧？这种基于意图伦理对文革教训的总结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四人帮也可以是出以公心的，就算他们要篡党夺权，那也是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防止中国变修变色呀。

市场经济绝对是对意图伦理的反讽。从1840年开始，多少志士仁人出以公心，为了国家民族的富强抛头颅、洒热血，结果呢？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大家出以私心，反倒成就了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

韦伯认为，东西方不同的伦理观念（西方是责任伦理占上风的文化模式，东方则是意图伦理占上风的文化模式），其来有自，这是源于东西方不同的宗教理念。韦伯所说的西方宗教，实际主要指的是新教与天主教，其余的都被他归为东方的宗教。他认为，西方宗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宗教，这种宗教主要是通过禁欲，而非神秘主义来得到上帝（神）的启示，而东方宗教则主要是借助非理性主义的神秘仪式来得到启示的。他不否认东方宗教中有禁欲苦行的修行，但认为那不是主流，主流的手段还是神秘主义的各种仪轨与教条，西方则把宗教中的神秘主义因素降到了最低。因此我们得到了这样一条完整的逻辑链条——理性主义的宗教产生了理性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从而造就了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完成了现代化；非理性主义的宗教产生了非理性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从而形成了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抵御现代化。

老夫在文化散论专栏遇到的围剿，实际就是两种不同文化模式的碰撞，你可以说这是几个上海小市民与一群外地老爷们的论战，也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文化的论战。折兄这只小白鼠不知天高地厚，闯进老范的帖子，被老范逮住做了解剖，也是对诸位老少爷们的一种奉献。



一部中国政治史，就是一部意图伦理的展示史。中国的文化被认为是伦理中心或伦理本位的文化，与古希腊的知识中心或知识本位恰成对立。中国的儒生认为，这个世界最根本的是善与恶。善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根源。希腊人是真善美的逻辑排列，真被认为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根源，有了真理，才有善与美。达到真理没有什么神秘的阻碍，只是一个认知的问题。人有了知识，才能区别善恶美丑。因此古希腊文化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而中国的伦理本位文化却与希腊不同，这里是善真美的逻辑排列。这种文化认为，只有善才是根本，有了善的理念，人才能掌握真理，才能心想事成。而所谓的善，就是意图。意图是主观的东西，意图决定真伪、成败，也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认识论。

那么究竟该如何达到善的意图呢？那就是“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因此这里就有了神秘主义的气息，也为君子小人的分野预留了神秘的根据。此外，中国的儒生还普遍认为，在善恶的意图与成败的结果之间，存在着神秘而又必然的联系。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种文化的差异根源。古希腊文化的知识本位、中心论，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认识论，认为知识是不以我的主观而存在的一种客观体系，从此导向上帝是逻辑的必然。而中国的这种伦理中心、本位论，却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即善恶的根源在主观意志，客观的东西都是工具，人是他自己的上帝。佛、道不过是一种工具。这是中国无神论的根源。

为何说中国的政治史是一部意图伦理的展示史呢？中国的政治伦理是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实然论基础上的，是成王败寇的。为何某人成王？因为他有至善的意图，为何他的意图至善？这是无原因的，反正因为他有了至善的意图才感动了上苍，秉承了天命，而失败者则是由于邪恶的意图。因此中国的党争，一向以意图展示与意图揭露为最锐利的武器。论战双方皆以揭示对方的邪恶意图为第一要务。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诛心之术。

远的不说，就以国共两党的斗争为例。我们这里说老蒋为何邪恶？因为他是卖国贼，一心要把中国卖给美英帝国主义，或是说他是为了维护国内反动阶级的利益。这就是意图论证法。实际老蒋卖国一说纯属子虚乌有，老蒋的根本私利是为了掌权，利用外国势力、维护国内某一阶级的利益都是第二、第三位的。说某个政治集团无私利，那只是神话。

在这种前现代中国特色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毛左、民粹，意图伦理已经成了他们的文化无意识、下意识。因此遇到老范这种论敌，第一反应就是寻找他的邪恶意图。至于老范的那套歪理邪说为何是歪理邪说，在他们看来根本是不重要的。他们只要证明老范的理论是投名状，是为了自己往上爬，其理论也就不攻自破。

然而攻讦老范的这帮民粹在实施诛心之术时，又犯了逻辑的错误。他们认为，你老范所提的建议统治者根本不会采纳（指党政分开，党通过领导两会来领导监督政府，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以中央独裁扶植基层建工会、农会、商会、学会等民间非政治组织等），因而是错误的。而你的动机在维护一党专政，因而是邪恶的，你的整个行为是投名状、拍马屁，所以我们对你的人身攻击是正义的、道德的。

这里的逻辑不通在于，你们知道这些建议统治者不会采纳，难道老范不知道？老范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这一点你们都承认。既然如此，老范为何还要吃力不讨好地提出这些明显行不通的建议呢？还有的网友逻辑更糊涂，他认为这些建议之所以错误是因为统治者不会接受。那么苏中杰对统治者就没有建议吗？难道因为统治者不接受这些建议，这些建议就是错误的吗？

我在回帖中明确指出，这些建议是非迎合性建议，说得好听叫建议，说得不客气是家长对孩子、主人对佣人的训诫、要求，与投名状、拍马屁无关。我这种为理论而理论的理性主义立场也为折兄所感觉到，于是从自己秉持的陈腐的前现代价值观奉劝老夫放弃理论。这种“我是为你好”的做派，也是意图伦理信奉者百试不爽的一种廉价的工具，可惜对老范无用。

要跳出这种诛心之术的无聊攻讦，关键在于跳出伦理中心、伦理本位的文化模式，进到理性主义的利益本位、知识本位的先进文化模式上来。这就是现代化的转型。现代化既是统治者的任务，也是民间士人的任务。我国的现代化之所以特别困难，既在统治者，也在民众。围剿我的这批民粹，都是各地的精英、士人或意见领袖。他们以为现代化民主化只是一种伦理的产物，统治者由于自私邪恶的意图而不肯实现民主。殊不知现代化与民主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与经济有关，但不被经济决定，而被文化决定。关于这个论点，我将在本系列后面的几篇文章中展开。

本篇是以折兄这只小白鼠为案例展开的，由于是论战的性质（与民粹文人的论战），故对韦伯的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解说未能展开。但老夫的论战也是带有理性主义者的功利偏好——即使论战，也要能使论战双方有所收获。因此采取对论敌观点逻辑的剖析来介绍、探索一种学说、理论。为此我希望网上的争论远离道德指责而能回到对真理与知识的探索上来，这样才能使每个网友从互联网上获利，也才有益于现代民主社会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