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生命的秘密　打开潘多拉盒子


　　“科学提高了人类控制大自然的能力，因此据认为很可能会增加
人类的快乐和富足。这种情形只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但事实上，人
类总是被激情和本能所束缚。”

　　　　　　　　　　　　　　　　　　　　　　——罗素

　　同“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一道，被并称为
自然科学史“三大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随着人类基因组排
序的日渐完成，仿佛一下子闯进了人们的视线，也越来越受到媒体的
关注。（本报6月5日《科技周刊》对这项计划以及中国科学家在其中
作出的贡献作了详尽的报道。）近日，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数十位国
内科学家鼎力完成的《解码生命——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后基因组计划》
一书，从不同专业的角度，对人类基因组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讨论。
其中，基因工程将会给人类未来带来哪些方面的冲击，引起了我们的
兴趣。为此，记者分别采访了国家科技部“973”项目“疾病基因组学”
专家组成员、中国医学科学院方福德教授和中国人类基因组伦理法律
社会问题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邱仁宗研究员，
请他们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角度，各自发表对这一问题的看
法。

　　记者：有报道称，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接近完成，意味着破译人
类密码的竞赛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是这样吗？

　　方福德：并不是这样的。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完成，仅仅是人类基
因组研究的开始。它的生物学意义如何，现在还不知道。即使对专业
人员来说，人类基因组序列也还是一部“天书”。目前，人类对这部
“天书”里到底有多少基因，这些基因是按照什么形式排列的，知之
甚少。要想了解人类基因的全部功能，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但有
一点毫无疑问：在这一领域里，知识的积累会越来越快。

　　
  基因作用不应神化

　　记者：我在一些报道中看到这样的描述：未来每个人的基因组图
谱可能会被录制在一张光盘上，医生通过这张光盘，就能预测到你在
什么时候会得什么病。是这样吗？

　　方福德：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做出这种预测呢：
人是变化的，环境也是变化的。但是通过这张光盘，会大体了解你的
遗传背景，比如某些基因在某些位置上可能有突变，对某些疾病易感，
可以提醒你注意相关食物的摄取、对工作环境的选择等等，从而对疾
病作一些预防。

　　记者：对于基因治疗，各种报道不尽相同，有的说已经开始了，
有的则引述专家的话认为前景渺茫。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方福德：所谓基因治疗，是指通过基因工程的手段，达到医学治
疗和预防的目的。就总体水平而言，基因治疗目前还没有达到临床应
用阶段，个别的方案在临床上有过使用。有的科学家认为，到2020年，
基因治疗可以在临床上使用，到2080年，可以在临床上作为常规的治
疗；而有的科学家则认为，到2040年，就可以称为常规治疗。作这样
的预测是很困难的。我个人估计，再有四五十年的时间，很多基因的
功能就会比较清楚了。另外，基因工程的特点是，清楚了一个基因的
功能，就有应用价值。当然全部基因的功能都清楚了，使用起来就会
更有目的性。

　　记者：对于基因功能的研究正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几乎每隔几天，
就会有这方面的相关报道。人们也开始习惯于将身边发生的事情同基
因联系起来，比如，美国小肯尼迪驾机遇难后，有的科学家认为，是
“冒险基因”导致了肯尼迪家族“事故频发”；而近来，又有科学家
发现了“自杀基因”，甚至宣称：有“自杀基因”并不意味着一定会
自杀，但自杀者一定带有“自杀基因”。是这样吗？

　　方福德：这涉及到生物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人类基因组的创
始人杜贝克提出：DNA就是真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与DNA序列有关。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人的所有行为都有遗传学基础，但是我们绝不
能一谈基因，就把基因的作用扩大化、神化，绝对不能搞基因决定论。
人的健康、人的行为都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遗传因素，一个
是环境因素。所谓遗传因素，说到底，就是基因。所有人的思想和身
体的状况，都是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基因的功能是多种多样
的，我想，冒险基因也好、自杀基因也好，还有别的什么基因，都是
有可能存在的。

　　邱仁宗：玻璃杯是易碎的，但只有当它掉到硬地上才会被摔碎。
基因只有通过同环境进行复杂的相互作用，才会表达出来。同时，我
认为，对于人的智力、行为、性格而言，基因不是决定性的。我不同
意“自杀者一定带有‘自杀基因’”的说法。基因同疾病的联系相对
密切一些，而同人的行为的关系则更加间接了，比如，有的基因可能
容易导致抑郁症，而自杀可能与抑郁症有关。

　　从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后，有些人生物决定论的倾向很厉害。他
们认为，社会现象都是由生物因素所决定的。生物决定论或基因决定
论基于这样一种思想：人类是不平等的，人类天生就是有优有劣，这
是环境无法改变的。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曾导致了从本世纪
初开始的所谓“优生”运动：许多北美和欧洲国家制定法律，那些被
认为智力低下的人、犯罪的人要绝育，以改良人种，这一运动的顶点
就是希特勒的“优生论”。希特勒对人类的屠杀不是从犹太人，而是
从对本国的残疾人开始的。认为残疾人就是“劣生”，浪费国家资源，
因此第一步是绝育，第二步是安乐死。随后屠刀指向了吉卜赛人和犹
太人。什么是劣生？有残疾就一定是劣生么？很多残疾人都非常优秀，
比如霍金，被认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

　　
          “病人”概念更难判断

　　记者：随着基因工程的发展，人们对“什么是病人”的看法是否
也会发生变化？

　　邱仁宗：实际上，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很难判断的。对此，大致有
三种“说法”：第一、没有发病症状就不是病人。但很多人认为，有
了症状才算病人，这对医学的要求太低了。因此，有人认为，疾病就
是偏离了物种的正常的标准，比如说视力，正常人能看清楚多少米之
外的物体，如果看不到就是近视，看得更远就是远视。但是，这个观
点并没有解决衡量标准的问题。比如说，随着近视的人越来越多，那
么“标准”是不是应该随之改变？第三种意见认为，疾病是一个文化
的范畴，不是单纯的科学概念，同意识形态有关系。比如，有的美国
科学家就举例子，说在蓄奴制时期，当时有些人就认为一些黑人有
“游荡症”，实际上，这是由于这些黑人不堪忍受对他们的歧视和剥
削的一种反应。而相反，有些人则把精神病患者视为能够“通天”的
人。但这同样没有回答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是否有疾病，是一
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

　　记者：哲学的争论也许还会继续，但是普通人对于疾病的看法则
简单得多。

　　邱仁宗：的确，对于疾病的判断，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基因有缺
陷的人，就有可能在就业、社会保险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因此，
在国际伦理学方面，我们用很大的力量去反对把基因检查结果告诉给
雇主、保险公司、没有关系的人，而只能告诉他的直系亲属。甚至有
人认为，基因检查结果，谁都不能告诉，这只是被检查者个人的事情，
告诉任何人都必须经过本人的同意。

　　近期在某城市，个人电话是否应自动刊登在城市电话簿上引起了
争论。有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信息越来越重要，因此个人
要放弃隐私。而我的看法与此相反，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隐私就越
来越重要，因为隐私的泄露，将使人们遭到更加严重的侵害。

　　
  基因歧视令人担忧

　　方福德：从基因的角度来说，所有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人
身上都带着或多或少的某些基因的缺陷，对每个人来说，发病的机率
都是一样的。人类只有一个基因组，基因组的框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
是一样的，为什么人和人之间有差异呢，就是因为在基因上有一些细
微差异。因此，对待基因，不应该有人种的歧视、民族的歧视或人与
人之间的歧视。

　　记者：但是人们担心，在未来的社会，有钱人会不会利用自己在
财富上的优势，对自己的基因进行改善，从而导致人与人在“身体上”
的不平等，进而产生歧视？

　　方福德：是的，基因工程在伦理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可
能导致社会不公：有钱人可能享受基因工程带来的最先进的技术和产
品，而没钱的人则做不到。这个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学者来加以研究
和解决。当然，我个人认为，要求社会绝对公平也是不可能的。试想，
如果不让一些人优先享受这样的新技术，这项技术也可能不会发展。
因为基因技术的研究，首先需要投入，其中可能包含有某个人、私人
公司甚至病人的贡献。有贡献的人优先获利，这也是合理的。我们所
能做的，是防止这种社会不公的扩大化。我想，基因治疗同普通的治
疗手段，在大的方面是一样的，只是作为高技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因此从立法的角度，根据其特殊性，制定一些特殊的条款来进行限制，
是可以做到相对公平的。

　　邱仁宗：其实，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不公，在很多时候都存在。
比如“代理母亲”，在许多国家，谁做“代理母亲”？穷人。谁利用
“代理母亲”？有钱人。我估计，生物工程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将使
人们对这种技术的运用产生认识上的严重分歧。

　　另外，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基因的“好”与“坏”有时很难区分，
比如，研究人员已经发现，有一种基因会使人得上镰刀型细胞贫血症，
但同时，这种基因又会对恶性疟疾有预防作用，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恶性疟疾会导致人的死亡，比贫血症更加可怕。

　　
  基因治疗走向何方

　　记者：对于基因治疗，通行的看法是：体细胞的基因治疗和预防
是允许的，因为尚没有根据认为它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生殖系基因治
疗和预防在原则上也可以允许，但基因改变会遗传给未来后代，因此
必须慎重；而非医学意义上的基因增强或基因治疗的非医学使用，则
应当被禁止的。

　　邱仁宗：关于增强，如果是增强人类预防疾病的能力，是可以的。
而对于非医学的目的，比如说改变容貌、高矮、头发的颜色等等，则
应另当别论。基因治疗有一个过程，体细胞的基因治疗成熟了，再考
虑生殖细胞的基因治疗，然后再是预防，这之后有人可能就会考虑到
非医学的目的。我们现在所作出的判断是基于目前科学进展情况，过
几十年后会怎么样，很难说。

　　方福德：我认为性细胞的基因治疗问题，势在必行。如果说前
10年讨论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的话，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是时候了。
科学进展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以前，我们对于性细胞本身的一些发育
特点、对性细胞的遗传操作技术还不成熟。但现在，人类对这些问题
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知识积累，技术上也慢慢地成熟起来了，我认为，
现在考虑性细胞的基因治疗已经是时候了。

　　记者：上面我们谈到了，有些容易导致某种疾病的基因，可能对
其他疾病有抵御作用，但是在我们并不知道它全部的功能时，利用基
因技术消灭了这些看似“有害”的基因，那么，在未来，会不会有新
的疾病出现让人类蒙受一场灾难？

　　邱仁宗：这是完全可能的，同样，令人担心的是，基因治疗会不
会减少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比如，梵高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病，假设，
如果我们在梵高还未出生时就发现他有容易导致精神病的基因，而将
他流产，就不会有梵高了；如果梵高出生后作了基因治疗，那么，基
因治疗后的梵高也许会考大学、上研究生，但他还是那个取得了非凡
的绘画成就的梵高吗？

　　方福德：这里有一个尺度的问题。现在探讨的性细胞的基因治疗，
决不能在人体上试验，要经过很多步骤和程序才能发展到用于人类的
临床试验。

　　记者：但是即便所有的试验都证明无害了，人们也许仍然会对科
学家的判断心存疑虑。

　　方福德：这就是潜在的负面效应和现实的负面效应之间的关系。
应该允许科学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不探索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实际上，
某项基因治疗的危险性有多大，这是完全可以进行科学评估的。至于
治疗会不会在几十年以后产生影响，其潜在的危险性需要一个长时间
的观察过程。其实，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存在这样的危险性。这就
需要权衡利弊。我们现在的基因治疗，不是采用一种“优先原则”，
而是一种“优后原则”，因为我们现在对基因治疗不能做到完全有把
握，因此我们只能选择那些到目前为止，在世界上用各种方法都治不
好的疾病，比如癌症晚期。反之，如果对一个健康的人进行基因预防
或是基因增强，则要更慎重地考虑，稍有一点潜在的危险，副作用的
症状就可能在今后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们对此类基因治疗要加以限制
的原因。

　　
  伦理研究亟待跟上

　　邱仁宗：20世纪人类有了两大成就：一个是进入了原子核、一个
是进入了细胞核。生物工程对人类是一次根本性的改变，对于原子核
的研究，一开始不存在伦理方面的问题，只有将其应用，才会碰到伦
理学的问题，而遗传学研究从一开始的研究采样，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对其后果的研究还显得很不充分。

　　记者：我记得，一位国外的科学家说过这样的话：“所有过去人
类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今都已被征服。难道这次真的有什么
不一样吗？或者我们是不是又一次过高估计了技术的危害，同时又低
估了人们应付困难的能力，因而使自己落入了判断错误的陷阱呢？”

　　邱仁宗：人类的确征服了很多挑战，但是人类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工业革命在带来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使人们牺牲了多少环境和健康？
我们并不反对科技突破带来的社会变化，我们所做的，只是希望将这
种变化带来的副作用、将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降低到最小的限度。

　　记者：您认为，这方面的研究该如何入手呢？

　　邱仁宗：首先，应该在每一个有关遗传、基因、基因治疗的研究
费用项目中，拨出一定比例，用于相关的社会伦理法律问题的研究；
第二步，在相应的研究机构里，设立伦理委员会应该制度化，由委员
会定期审查各项研究进展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然后作出相应规
定，而这个委员会必须在各个层次的机构里都有，包括研究所、科学
院和有关的部委，比如科技部、卫生部、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等。

　　记者：科学技术进步，为人类发展创造了动力，但有时，它也为
人类制造更大的悲剧提供了条件，近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
并不少见。

　　邱仁宗：如果我们拿足球赛做一个比方，科学如同才华横溢的球
员，而伦理学则是场上的裁判，激情四射可能会导致足球场上出现一
些过火的举动，这时就需要通过规则来进行规范。当然，如果规则限
制了天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规则本身也应该进行修改和调整。

　　方福德：科学探索无禁区，但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必须明确：科
学技术必须最终造福于人类，这个目标永远不能脱离。否则，基因工
程也可能做坏事，科学家有义务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制止这样的事
情发生。

光明日报2000年0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