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赵家楼的“法无可恕，情有可原”

邵建
1919年五四那天，是《新青年》广场民主的第一次上演。那天的高潮不在天安门，不在使馆区的东交民巷，而是在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棍打章宗祥和火烧赵家楼，是这一天整个运动的亮点。据当时人在现场、后来属于国民党的罗家伦回忆（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五四运动”一词即出自于他），章宗祥和一个日本人躲在一个小房间里，学生一拥而入，其中北大一个校工说自己认得章宗祥，学生动手就打。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一哄而散。那个日本人和曹家的佣人，连忙把章抬出去，藏在一间杂货店里。忽然人群中又有人喊“刚才并没有打错”，于是大家又把他拖回来，有人还“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打得他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

从法学专业角度，聚众群殴、抄毁私物、公开纵火，不管何人或何因，事件本身便构成刑事要素。检察官提起公诉，这是职责。至于案情怎么判包括情与法之间如何权衡，乃是法官的事，不是检官的事。这位张检察官以情有可原为由，放弃了理应追究的法。从一个世纪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损失。百年以来，我国族最重要的价值缺失之一，就是法的缺失。曾记五四前的民初，宋教仁被刺案发，当地法院即传唤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可见当时带有司法独立性质的法治框架不但存在，而且还试图积极有为。但，可悲的是，传票可以发给国务总理，却无以传讯作为学生的纵火者。政府怕事，和学生做交易，以放人为筹码换取学生复课。对此我先不说学生，这是北洋政府的失职，是用政治压倒法律。

从学生这一面看，不能以爱国为由做任何违法的事，否则即应承担法律责任。赵家楼的那把火可以说烧了一个世纪，它烧掉的不是一座楼，同时还有那个时代正在逐步形成的法律意识和习惯。以五四为先例，在以后愈演愈烈的青年运动中，年轻学生养成的是另外一种习惯，只要目的正义，手段上可以不计一切（如果可以夸张，人世间的一切灾难俱可以从此而出）。中国原本就不是法治国，西方法治东来之际，无论权力还是权利，俱视法律为无物，这就注定了至今为止法治文明在百年中国的水土不服。